汉语新文学的文化伦理意义.docVIP

　　汉语新文学的文化伦理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汉语新文学作为学术概念提出以后，得到了学术界朋友的肯定和鼓励，也受到了一些怀疑与商榷。这些都是正常的学术现象。特别是围绕着这个命题所产生的种种疑义，足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思考有关问题。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在对汉语新文学概念表示有条件赞同的时候说了这样的话：汉语新文学就是中国现代文学。从许多学者理解和论证的角度而言，这句话应该确信无疑，它带着一种宽容的意趣，带着种和谐的态度，带着一种海纳百川的气度，但同时，它会忽略一些严重的文化现象，甚至会忽略一些重要的心理反应。我们坚持从这样一个角度提出问题：中国现代文学，而外乎于中国的现代文学该怎么办?当然，一个便当的解决方法是将在外国发生的现代和当代文学写作算作海外华文文学的范畴，但是，当我们将这样的文学仅仅理解为海外华文文学甚至仅仅理解为外国文学的华文写作，我们就需要付出双重意义上的文化伦理代价：一方面，将使用汉语并且皈依汉语文化特别是汉语新文化传统的文学家划归外乎于文化中国的海外作家，在文化伦理上不符合我们的族群认知和文化认同习惯；另一方面，作为海外华文作家，他们的文化伦理恐怕最难于接受在中国文学框架内将其隔诸化外的处理方法。因此，从文化伦理角度确认我们面对的海外华文文学及其大量作家，就不得不使用汉语新文学这样富有概括性同时也绝少歧义的表述。 　　在我提出汉语新文学的时候，面对我的朋友、著名诗人傅天虹教授，我的学术自信来自于常识上的优胜感：傅天虹是一位在祖国内地成长起来的诗人，后以一个诗人的身份进入了台湾，因为他的至亲都在他那第二故乡，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与台湾新诗界结下了不解之缘之后，毅然选择丁香港作卜居之地，取得香港永久身份的傅天虹在十多年前想到了澳门，并将自己的家搬到了澳门，直到2005年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学院招请他加盟教授行列，他又售出了澳门的住处，在珠海安家落户，重新做回了一个内地人，只不过是怀揣着香港身份证并且几乎每周都会回澳门的内地人。如果要用区域框定这个诗人是中国内地的还是台湾的抑或是香港的和澳门的，那么一切都会徒劳无益，我们只能概泛地将他称为中国诗人，但确切而稳妥的称呼应该是仅语新诗的写作者和汉语新文学的创作者。由这个个案可以清楚地知道，想从区域界定一个作家或诗人可能会遇到怎样的尴尬，而从一种语言及其文化归宿来界定可能是最无争议的，在这方面，傅天虹自己也是身体力行，并竭力为此展开他的论证。 　　然而当我们面对另外的研讨对象，例如杰出的海外华文诗人洛夫，则，双语新文学概念的学术自信就不光体现在知识层面，而是更来自于一种文化伦理上的优势。确实，尽管我们在洛夫的前面加了杰出的修饰语。但将洛夫称为海外诗人，文化伦理上还是需要很大的承担。这不单单是当事人是否愿意或者是否高兴的问题，而且更是我们处在中国文化圈如何安然自得地将离散文学家一律划为海外(其实很有些化外联想)的问题。这就是文化伦理上的必然承担。从法理方面来说，将海外华文文学家视同于海外作家，而异乎于中国文学家，这本来没有什么不妥，而且这也大多是这些文学家自己的选择，梁锡华、陶里等与洛夫一样僻居于加拿大，赵淑侠长期旅居于瑞士，白先勇、聂华苓、叶维廉久居于美国。将这些卓越非凡的文学家因为行政归宿问题而从中国当代文学的视野里完全抹去，在法理上完全应该，而且不会引起夹缠与纠结，但是从文化伦理方面说就没这么简单和轻松，需要我们的学术视野作出必要的调整。汉语新文学避开了区域和国家的法理限制，能够满足我们的文化伦理需要。 　　总之，我们有权利严格按照国家所属划分作家和诗人，并以这样的划分来界定我们的研究范围和文学史范畴，但在行使这种权利的时候，是否会对于愿意认同故国文化并愿意在故国文化的园地里贡献自己的诗学园艺的诗人们的文化心理造成某种挫折感甚至是伤害?如果我们用汉语及类似的语言文化作为一种有效的识别系统，对来自不同地域但依托一种文化、操使一种语言的文学家进行更加宽概的定位，也许会冒着为国族主义者所谴责或质疑的危险，但不言而喻会获得一种文化伦理上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汉语新文学与通常所习惯于运用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乃至海外华文文学等成熟概念之间，还多了一层文化伦理的意义。 　　二、文化伦理的理论范式 　　 　　现在需要对无沦是社会学界还是伦理学界都相对忽略的文化伦理现象作较为专门的理论探讨，以便我们的论题能够获得一定的理论基础。 　　如果说海外作家对于大中国地区的离散可以视为一种十分正常的现代人类行为，事实上，这样的行为在欧洲更为频繁，更为普遍也更加普通，而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地球村现象的普泛化，我们会越来越繁复越来越经常地面对这样的问题，则文化伦理学的考量就势必会引入对这种人类行为的审定。英国哲学家摩尔提出，伦理学一名词事实上跟这种对人类行为的讨论是极其密切地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