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研究五十年.docVIP

　　《史通》研究五十年 　　《史通》是 中国 古代第一部对史学 理论 和 方法 进行系统 总结 的专著，中国古代史学史的 研究 要籍。建国以来，对刘知几及《史通》的研究，随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展开而渐次展开和深入。据不完全统计，新版和再版的著作就有：程千帆的《史通笺记》、傅振伦的《刘知几年谱》、吕思勉的《史学四种、史通评》、张舜徽的《史学三书评议》、张振珮的《史通笺注》、赵吕甫的《史通新校注》等；在各种报刊杂志及论文集中还有论文上百篇；另在各种中国古代思想史、 哲学 史和史学史著作中基本都有专章或专节论说之。其受史学界关注，可以说是仅次于《史记》的一个研究热点。本文试分三个部分来分述50年来《史通》研究的梗概。一、1949—1965年的概况，附“文革”中的怪现象，二、1978—1998年的情况，三、今后应考虑和解决的几个 问题 。 　　　　　　　　　　　　　　　　　　　　一 　　1949—1965年，中国史学界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加强马列主义理论的 学习 和运用，而中国史学史研究则经由白寿彝等专家学者的积极探索，处于起步阶段。这两点从主要方面规定了这一时期对刘知几及《史通》的研究更多地具有“总论”的性质，也较为侧重于研究《史通》的哲学思想、 历史 观和进步思想倾向等方面的 内容 。 　　白寿彝的《刘知几的史学》从刘氏的批判精神、对优良传统的发扬、史论的历史价值、无神论思想、进步的历史观、历史编纂学（包括史料学）等方面对刘知几及《史通》作了全面的 分析 和评价。翦伯赞的《论刘知几的史学》在全面阐述后，总结说：刘知几“论大道，则先《论衡》而后六《经》；述史观，则反天命而正人事；疑古史，则黜尧舜而宽桀纣；辨是非，则贬周公而恕管蔡；评 　　　三 　　以上的这些成果显示了50年来在刘知几及《史通》 研究 中，学者们的积极努力和作出的成绩。但是，在这一领域中仍存在需要加以认真考虑和解决的 问题 。 　　首先，应当充分考虑加强在更为广阔的当时 社会 背景中去认识刘知几与《史通》。史学家的思想总是社会存在较为直接的反映，只有对其社会存在有全面的深刻的认识，才能更好地去理解和把握其思想的产生、主要特征，穿透力的强弱、有无 影响 以及影响的大小、短暂与持久，等等。“讲学术文化史，只讲某人某书，很少讲某个 时代 的特点，如此等等，也都是缺乏横观。如果这样的情况不改变的话，我们的史学水平是很难提高的”（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401页）。加强初唐社会的研究，并与《史通》更紧密地联系，对于解释诸如刘知几为什么要强调“实录”、“直书”，提倡“独断之学”，唐修前朝史与当代史，敢于“疑古、惑经”公开提出设馆修史“五不可”和“史才三长论”等等疑难问题，得出更令人信服的结论，推动《史通》的深入研究。 　　其次，应着力对《史通》中的矛盾论说及其原因作综合的、全方位的认真研究，求得真知。《史通》中的较多矛盾论说，牵涉面较广，并与一些事关全局的问题相关联。如刘知几强调“实录”，又对“曲笔”、“讳饰”等网开一面；在“疑古、惑经”的同时，对孔子及儒家经典推尊有加；一方面肯定人事在社会 历史 中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不排除命运的作用；在具体评史论学时，前后也多自相矛盾之语，等等。这些矛盾既有 政治 的、思想文化学术的，也有刘知几生活经历的、性格特征等方面的原因，当然也不能排除文字运用、表述方式等方面外在因素的影响，总之，十分复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表明在封建社会中，一个以追求学术为己任的学者和一个现实的统治集团中人是很难协调一致的，尤其是在与现实生活联系紧密，而在当时情况下对这种联系无法获得正确认识的史学领域。 　　第三，应对《史通》中诸如《疑古》、《惑经》、《忤时》、《杂说》等文作更深入的专门研究。如“疑”、“惑”二文涉及到刘知几对传统思想、历史继承关系、经学与史学关系、现实政治态度等方面的认识，等等。《忤时》更是刘知几对官修史书、史馆制度的集中批评，对现实政治的态度。这些都需要进一步把研究工作置于封建文化专制主义、思想史、史学史的 发展 过程中加以认识。如孔子及儒家经典，尤其是《五经正义》在初唐的地位，史官和设馆修史制度的由来、发展、当时的情况、利弊优劣等，对这些问题的深入认识，有助于对《史通》作出精到的 分析 和中肯的评价。 　　第四，应加强对《史通》中的一些专用术语的研究，这不仅是深化《史通》研究的需要，而且也是认识 中国 传统史学 理论 和 方法 体系的一项重要工作，如“劝善惩恶”、“实录”、“直书”、“曲笔”、“六家二体”、“三长论”等等，仍有大量工作要做。再如刘知几有时用“势”去说明历史的变化缘由。但，“势”是什么含义呢？侯外庐认为，刘知几讲的“势”是地理和人文的一般抽象原则（《中国史学史论集（二）》）。刘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