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代文学中小资产阶级形象问题.docVIP

　　关于现代文学中小资产阶级形象问题 　　从丁玲的《在 医院 中》，到宗璞的《红豆》，到杨沫的《青春之歌》、欧阳山的《三家巷》、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构成了一个小资“新人”的成长故事，这些小资“新人”与其说是一群反叛者，不如说是一群精神皈依者、个性的被规训者和身份的被组织者。在新的政权起源、 发展 的宏大叙事中，小资“新人”由天真幼稚的自发反抗者经历种种考验、磨难，艰难地成长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这种成长归因于神圣的归属感，先行者圣洁崇高的道德感召，更归因于组织和纪律，领袖的神圣教谕。但是，“延安文学”以来工农兵文艺的新人谱系中，工农兵形象才是中心，小资处于边缘化。 .L.编辑。 　　三小资情调的文化空间 　　小资文化空间，一方面意味着小资是 现代 文化资本的拥有者，他们通过新式 教育 和文化机构，获得了新的知识和新的观念；另一方面又必定呈现出其它多种文化力量对它的影响，甚至决定了它能否存在或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几乎绝大多数 中国 现代作家都与“小资情调”有某种关系，这既是指对他们社会身份的阶级划分，也是指他们的表意系统(包括其作品和生活方式)中流露的“趣味”、“情调”。“小资情调”其实是一个变动又相对独立的文化区隔，涉及一整套符码操作、知识资源和情感表征，它构成一个意象化的小资精神空间。 　　例如，在郁达夫的《沉沦》中，作者非常细致地、反复地描述异域校园生活的“他”阅读西文原著的姿态，意味着小资新青年的“新”其实是一种“知识”上的新，他们较早获得了来自西方的近现代文化符号，主要的途径是通过文学。新文学中，大量出现西方原文语汇或音译语汇(如普罗文学鼓吹者笔下的“意德沃洛维基”之类)，不能简单地被视为一种不成熟的语言写作形态，而应该重视其符号表意功能和叙事功能。文本中，大量显示叙述者及其笔下人物掌握的新文化资本，给予了叙述者某种知识上的优越感，这牵涉到新的教育背景和新的认知体系，派生出某种“现代”情绪和观念。 　　小资所掌握的文化资本，许多是文学化的情绪、意象和叙事，核心是一些新观念和新情感。这些现代观念在西方起源时的 政治 、 经济 、人文的 历史 土壤，与当时的中国迥异，于是它们在中国只是一个漂浮的浅层。但是，这些镶嵌着新文化符号的文学作品，逐步借助都市新文化的出版、发行系统，和使之经典化的圈内人评议，传播至那些正在或已经接受了程度不一的现代教育的读者。这些沉醉的接受者，莫不在想像中形成了自己对于周边世界、对于“旧文学”、对于“旧文化”的权力关系，扑面而来的西方文化符号向他们呈现一个新的文化空间，对世界秩序的认知在重新组织和养成。一个独特的现代中国的小资文化空间开始建构。 　　到了2O世纪3O年代左右，在茅盾等人的小说中，小资文化空间扩张了。茅盾的小说刻意营造了一个都会世界的新社群——以小资“时代女性”为中心的圈子。小资青年男女“圈子”的聚会、交谈等各种类似于沙龙的活动组成茅盾小资叙事的重要成份。《追求》中，章秋柳等人离开大学后，依然主要生活在由同学会构成的圈子中。“圈子”有多种功能，它是小资们的社会资本，又是一个共享的话语场和情感空间。“五四”时代的小说染上了强烈的“倾诉”瘾，其文本许多是采用独自体的“自叙传”，以一个孤冷的小资青年面对读者喷吐伤感而滥情的话语来表现。而茅盾的小说中，小资们的“对话”(包括书信往来)成为文本中非常重要的景观，他们依然有强烈的“倾诉”瘾，但这种表达的欲望通过共享各种话语场获得释放。茅盾小说中的小资青年男女共享一种说话的方式，共享一整套知识体系和文化符号体系，共同领略各种只有他们之间才能如此畅所欲言的长篇大论，共同沉浸入一种只有他们才能欣然领会的表情、神态和情境中。这些实际上提供了一种小资的集体认同，以及小资的公共空间。 　　小资文化空间依存于晚清以来并在五四时期开始突进的现代教育体系和大众传播产业。从留学生制度到大都市的高等学府到散布于全国城乡的师范学校、中学和小学，从《新青年》、《小说月报》、《现代》这样的“高雅”的思想、文学刊物，到被它们影响、刺激下产生的各种聚聚散散的社团推出的五花八门的次一级刊物、杂志乃至学生社团创办的各种非正式的油印刊物、小报、壁报，再到各种报纸推出的副刊以及报纸主体报道、社论，都在向受众传递种种驳杂的观念、知识、故事、意象和情调，小资文化空间也就逐渐清晰。同被指认为阶级实体的小资一样，小资文化空间也经历了起起落落的波折，从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小资文化及“小资情调”总是遭到规训和整肃，但是一到文艺政策稍微宽松，又总是顽固地显露，如丁玲延安时期的小说、杨沫的《青春之歌》、欧阳山的《三家巷》等，以及《早春二月》等电影，等等。 　　有意思的是，到了2O世纪9O年代以后的上海等都市，“小资写作”和“小资情调”又再次充分生产和膨胀。看来，无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