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水”涌起的收视潮.docVIP

“口水”涌起的收视潮 　　一批电视剧被观众边看边骂，然而收视率却节节攀升。最典型者是3月31日播出大结局的《回家的诱惑》。自开播始，总让“口水”飞，每天微博均有痛斥，可口口声声称其“山寨、没营养、荒诞浅薄”而偏偏一头栽进去熬红双眼的大有人在。根据央视索福瑞的数据，这部号召女人婚后当自强的电视剧最高收视率达到5.23％，最高收视份额超过25％(即每4台当晚打开的电视机中有1台在播该剧)，是所有同时段上星频道近10年来的最好战绩。 　　如今抱着找乐、找雷、找和大家有共同话题心态的观众着实不少，包括出演了很多电视剧的影帝陈道明。陈道明说：“我越看烂片就越要看下去，心里永远在想，非常仇恨地想――我看你到底能烂成什么样?看完以后有一种被虐的快感!” 　　而身在其中、屡创收视高潮的编剧海岩一言以蔽之：收视率是唯一的评价标准，容易出“雷剧”的制度，也会培养重口味的观众。 　　起始于西方、几乎与电视发展一样漫长的“收视率”，是指在一定时段内观看某一电视节目的人数所占观众总数量的百分比，自上世纪70年代被引入中国内地，而进入电视台的日常运作、令电视人言必称之，则是到了90年代中后期――多频道电视与市场化时代来临，电视竞争目趋常态化，收视率被广告商视作“行业货币”(以“点”论价)，它也就意味着投资、收入、命运、论功、去留、生或死。 　　笔者曾多次被邀参与电视台或民营公司节目的改版策划与操作，动因垒因收视率――我很同情电视人的苦大仇深――他们一旦谈收视率，往往表情立即凝重，口喘粗气。自然，我也不时体味到“自己节目”收视排行靠前的那丝尊严和同行的某种眼神。 　　在内地，央视从2002年9月起率先实施与栏目收视率挂钩的“末位警示与淘汰”制度。于是，曾经“大火”的《实话实说》在走过13年后(在中国电视界已属高寿)办了喜丧，伴之其末代主持和晶一声叹息一“别再拿收视率说事了!”(博文题目)，与首任主持崔永元早就扔出的一句话遥相呼应：收视率乃万恶之源! 　　这万恶之源还让另一名栏《读书时间》见证了收视率从边缘走向主流的过程，更吞下了自己才8岁便被挤兑得撒手人寰的苦果。那是2004年秋天，围观者众的《超级女声》正“声控”诸多遥控器，令人感叹――泱泱央视竟容不下一张“书桌”! 　　也许，针对电视台长期自产自销、哪管观众“吃好、吃饱”的运营模式，收视率确实是个相对有效的制衡利器，它显然也比领导评价、专家论断等更有发言权与客观性。不过，再好的模式都怕遭遇极端化的推崇，尤其是在逼得电视人恍惚于“屈居第二与默默无闻毫无区别”的喧嚣氛围当中。而媒体与市场都着急忙慌地让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时刻，任何数据都有被注水或瘦身的造假可能。实际上，在技术层面上，即调查方式、数据质量、指标体系、分析路径、应用策略等方面均不时被冠以问号，焦点更主要集中在前两者，常常延伸到对调查机构背景和立场的怀疑上。 　　应该说，收视率反映的只是电视机(频道)的开启状态与某时某刻观众的收看行为与人数多寡，并不能体现大家对电视节日的好恶与满意度；受时段、编排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也无法判断节目艺术品质的优劣和社会价值的高下，也就是说，它仅为自在吸引广告客户的一个商业性指标，不该作为评估节目或栏目的唯一标准。 　　事实上，即便在西方商业环境下，收视率也成不了“唯一”。德国保有专门的哲学栏目，希腊仍有“脱口秀”戏剧，若交给收视率取舍，其命运几何?(就算人家文化素质普遍较高)无论如何，收视率定天下的评价标准至少使我们的荧屏心浮气躁了好久，殃及观众。大多数节目在内容、形态和制作手法上容易克隆、跟风而独缺新意。在这样的情形下，高收视率很可能是观众没有更好选择的结果，也是大家边看边骂的一个原因所在。而执着收视率、唯“财”是举，更凸显出普遍存在的弊端：缺乏核心价值，忽略文化效应，不见思想根基，丧失人伦道德…… 　　在我看来，《回家的诱惑》夺得收视率金牌并非好事。它有可能让创作者自认为只要练就“诱功”便可打遍天下。君不见，不少电视人因媚俗大众而失手底线；以为“逗你玩”就能让观众感受“马三立”(水准)，便可博得高收视，从而只想戏说而不会细说；错觉“不择手段”乃至任何“自由创作”(实则瞎编，违背世间常识、无视生活逻辑、调戏观众智商，挑战“上帝”情商)会被不在意，相反更会引发关注――尽管此“观潮”由口水所推动。 　　说到这里，想起曾被影视人诟病为瞎编的《铁达尼号》，我倒觉得卡梅隆还是心存对观众的起码敬畏，至少怕情节、细节失真而“因小失大”，例如，为了“无中生有”的男主角“存在过”的合理性，“迪卡普里奥”被设计成“没有留下任何纪录”――船票是赌赢别人的，于是乎，统领全片的“爱情故事”便有可能是百岁老人的个人“想象”，也就不必深究其真实性了，还可以避开“铁达尼历史学会”等此类团体与专家学者们的质疑，而以合情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