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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与“他者”的统一 　　 摘要：王铭铭的《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一书集中体现了作者思考的主要问题，一、人类学研究如何与民族研究更好结合？二、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核心区与中间区之间如何更好合作？三、民族学如何以经验性的研究来回应更多的社会科学大问题？ 王教授的这本书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学科的发展历史和研究脉络，更有助于我们了解和把握国内一流学者在此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进一步拓展视野。 　　 关键词：中间圈；人类学；民族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0）11-0000-01 　　 　　一、“三圈说”的主要内容及作者受到的启发 　　西学传入中国以后，社会科学的各个分支广泛借用西方的各种理论，人类学也不例外，而一些学者试图从中国本土文化中寻找人类学的存在之根，寻找到本土文化土壤中所存在的历史脉络，并试图将前者与从西方传入的人类学理论相结合，建立本土理论范式，期望以此为基础更好地理解本土文化及其存在。王教授研究的起点是汉人社区，他在将自己的学术目光投向“遥远的地方”以后，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其设想的中国人类学“三圈说”，包括“核心圈”“中间圈”和“外圈”。我们可以从他的定义中可归纳出中间圈的一些特征：一、地理位置处于跨省或省与省的交界处，汉族在此与其他各族交错杂居。二、其所有的文化类型与经济生计方式与传统汉族社会截然不同。三、国家权利在过去很长的历史时期没有实现对这一区域的直接统治。王铭铭在反思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历程中提出了这一理论观点，希望以此为切入点，解决人类学研究中的取向、方法等问题，使学科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作者提出“三圈说”的立足点是“中国古代天下观念”，这种观念深刻地影响着前人对待他者的态度，处理问题的方式态度等等，具体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我们在论及本土人类学思想的产生时，必须提及作者所理解的“天下观念”、“世界图式”，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理解作者所要表达的观点。 　　二、“自我”与“他者” 　　在汉学人类学中，“中国”一词存在的问题是将中国描绘为单一的汉族社会，而中国西南、西北等边境地区的族群情况非常复杂多样，存在的问题不是一种理论、单一的研究方法可以解释的。费先生认为在中国研究的内部还有一个“他者”，其提出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也是基于对此问题的思考。作者试图对藏彝走廊的研究赋予一个现实研究场景和更为广泛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上的意义，他说，“我主张将藏彝走廊放在一个地区世界体系内思考，绝非意在视此一地区之研究为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的一部分，而是旨在表明，曾经过度注重‘边疆’、‘民族识别’、社会形态”的民族学研究，有必要基于沃尔夫对民族、社会、文化等实惠科学概念的反思，对其所研究的‘内外、上下关系’给予更多的关注，而藏彝走廊概念，为我们理解‘内外、上下关系’在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启示”。 即，作者基于关系人类学对走廊进行分析，认为它承载着更多的现实、历史意义，另一方面，此走廊对于我们理解和反思既有研究范式提供了一片“可变空间”，借由此空间，各学科、各种思想在此交汇，关系在此汇集，在看似错综复杂的文化表向下，是历史所积淀下来的“华夏”和“非华夏”的世界观，他们将看待自己和他人的方式融入到具体的生活中，融入到历史中，赋予了中国人类学不同于他者的意义。 　　这本书的多篇文章中，作者从横向、纵向两方面，跨越不同时空对学科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多方面的比较分析，其中包含了对多个层次的“自我”与“他者”的反思。第一，对中国本土人类学研究和海外人类学研究不同特点的分析。相对于汉学人类学而言，欧洲人类学研究是“他者”，作者认为中国的人类学研究就是要在充分了解欧洲人类学视野的基础上，与本土原有的人类学观点并接在一起，生发出新的理论观点。第二，对本土人类学不同区域研究侧重点的分析。“东南”是传统的人类学研究基地，研究西南民族地区对人类学而言更具有“他者的目光”，从中国社会的“内在他者”（internal others）角度来反观西方理论，使我们能更清楚的看到中国人类学所处的位置。因此，前者理应成为人类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从秦汉以来中华帝国所形成的以“礼”，以“五服”观念为核心的“天下观念”相对于近代以来我们从欧洲引进的西学理论而言，是过去的他者。“传统”是相对于“现代”所提出的，在社会的深层结构中，在其运行机制中，有一些“传统”在时间历史进程中永存，并且一直在起作用。王铭铭指出，“‘天下观念’也包含着某种‘世界体系’，但这一‘世界体系’不同于主权国家中心的‘世界体系’，它不以经济关系的维系和‘种族―种族’及民族国家的区分和疆域化为基础，而是以‘有教无类’的观念形态为中心来呈现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从而具备了一种宏观的文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