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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循序渐进的“破冰”试验 　　从2004年-2010年，中央已经连续七年以“一号文件”形式关注“三农”问题。但如何破解“三农”问题，重构科学的城乡关系始终没有定论。成都从2003年开始，进行了7年的城乡统筹试验，有舆论认为：成都的实践是一场“试图改变中国农民命运”的试验。 　　 　　成都的改革试验究竟带来了什么? ――专访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郭晓鸣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中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体制，使各种资源快速地向城市聚集，城乡差距拉大，“三农”问题成为制约经济结构凋整、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症结。从2004年至2010年，中央已经连续七年以“一号文件”形式关注“三农”问题。但如何破解“三农”问题，重构科学的城乡关系，很多城市都在积极地探索。 　　从2003年开始，成都立足于大城市带大农村的区域实际，启动了全面深入的统筹城乡“自费改革”，2007年6月7日，国家批准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要求成都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突破。成都的改革进一步向“深水区”挺进、突破、深化、提升，其目标是要创新性地构建一整套全面、系统、配套的机制体系。 　　事实上，这项改革既要让农村人口大量地转移到城市，从生产生活方式上真正成为地地道道的城市居民，又要让留在农村的人口相对集中地居住在现代农村新型社区，享受延伸到农村的现代城市文明。因此，有舆论认为：成都的城乡一体化实践是一场“试图改变中国农民命运”的试验，其核心就是要破除城乡二元体制，让农民享有和城镇居民一样的权利和发展机会。为此，我刊专访了长期关注、研究三农问题和成都市统筹城乡发展的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郭晓鸣先生。 　　今日中国：2009年底成都提出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未来规划，计划用20年时间进入世界三级城市行列，用30-50年建成世界二级城市，请问在此规划中城市与乡村各自扮演怎样的角色? 　　郭晓鸣：成都是一个大城市带大郊区的特大中心城市，虽然同样有照型的城乡二元结构，但总体上成都市地域差异相对较小，具有由中心城区向外围扩散的圈层结构特征，一体化发展的基础相对较好。成都市分为三个圈层：都市区一圈层、近郊二圈层和远郊三圈层。近郊二圈层处于成都市的关键位置，是都市一圈层和远郊三圈层的连结点，发挥着承接作用，具有扩散示范效应。首先，基于梯度转移理论来看成都市产业发展，成都都市一圈层地区内部发展空间日趋狭小、综合成本日渐抬高、高盈利机会日益稀缺、需要通过向其他地区转移产业、资本、技术及产品，来寻求最佳的发展机会。这种“梯次转移”正好为近郊二圈层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处于城市近郊的第二圈层利用东部相关产业和城区产业向外转移的机遇，以及紧靠大城市的优势，发挥着产业承接的作用。其次，从近郊二圈层的区位来看，近郊二圈层处下成都市的重点部位，对成都市的发展起着至关再要的作用。成都市近郊二圈层对远郊三圈层的“扩散效应”，促成各种生产要素在一定发展阶段上从中心增长极向远郊三圈层地区扩散，从而产生一种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的动态趋势。 　　今日中国：有学者认为，解决“三农”问题其实关键还是要解决城市发展和带动问题，您怎么看? 　　郭晓鸣，是的，没有城市的快速增长的拉动，农村地区的发展仍将维持缓慢低速。2002年前后成都中心城区及近郊区而积3681平方公里，人口约580万，城市化率约s2％；而远郊区而积8600多平方公里，人口约540万，城市化率仅17％。虽然成都平原历史上就是以农业为主的区域，但成都的现代农业发展仍显缓慢，对农民增收贡献不足；工业基础薄弱，带动农业和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作用有限。 　　但从2003年改革开始到现在，成都已成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最快速的城市。成都市经济总最连年创新高，财政收入以30％以上的速度增长，工业稳定保持两位数增长。2009年，实现地区生产总4502亿元，而2003年只有1870亿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2009年达到18659元，而2003年只有9641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也由12003年的3655元，上升到2009年7129元。 　　在吸引外资方面，2010年上半年，成都市新批外商投资项目139个，同比增加616％；实际利用外资20.4亿美元，同比增长409％，位居西部城市第一位。全市现有的外资企业中，其中全球500强企业175家，包括戴尔、微软、IBM、INTEL等高科技公司都到此投资。戴尔前不久还宣布未来十年，将投入超过千亿美元在成都高新区建设旗舰基地。应该说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为成都市的发展打开了新空间。 　　而富庶起来的城市具备了较大幅度地增加对农村投入的条件。2009年金市财政安排“三农”投入1.92亿元，比上年增加44.6亿元。成都市还进行了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改革，明确每个村的公共服务和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