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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热片折射三个城市 　　《集结号》、《投名状》、《蓝莓之夜》的城市特质 　　 　　要是对北京、香港、上海三地的城市文化做一个既直观又不失深刻的比较,也许很难找到比当下更为恰当的时机:因为就在刚刚过去的2007年12月,有这样三部国产电影大片接连上映,并在不长的时间内各自取得空前的不俗战绩。三部大片分别对应着三个城市:《集结号》是一部很“北京”的电影;《投名状》的创作核心来自香港;而《蓝莓之夜》,虽然不是直接出自上海(上影集团为联合投资方),但王家卫那份似乎永不消褪的上海情结,使这部影片与上海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说起三大城市文化辐射力的此消彼长,似乎可以说得很多,但又不得要领。正在思量何处下笔之际,三部可爱的大片似乎给出了一种解读的方式――《集结号》带有强烈的北京风格,演绎的是个人委屈,激战场面仅被借做了一回布景。《投名状》讲江湖忠义的欺骗性,它解答了《集结号》所解答不了的问题:其实何止委屈,还有血淋淋的背叛和利益角逐中的挣扎,香港导演陈可辛认为这些惨痛源自人性中的恶,但出路是什么呢?他没有触及。第三个登场的是王家卫,他的《蓝莓之夜》在承认人性弱点的同时指出迎接光明的可能,于无心处回答了令陈可辛苦恼的问题。于是,借着三部成功的大片,由浅入深、由彷徨到悲观再到乐观,三个城市的文化特质也就展现出来了。 　　 　　北京《集结号》:一小部分人的委屈 　　 　　从市场的角度看,没人能否认《集结号》的成功,甚至还应该承认它“广泛而良好的口碑”;但这部影片值得探讨的空间将注定大于相对短暂的市场作为。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集结号》在内地的影响力比《投名状》大,特别是在北方、在冯小刚的大本营北京地区,票房都略胜后者一筹。但越往南面去,二者就越发不分伯仲;到了港台和海外市场,《投名状》就是今年的贺岁之冠,《集结号》的影响则几乎为零。地域文化差异对于影片的落地生根,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集结号》更能反映的是北京的思想和情感诉求。 　　 　　有了飞速攀升的两亿票房和大把赚得的眼泪,《集结号》是引人瞩目的。有人认为这是一部讲述集体与个人矛盾的影片,有人认为讲述了兄弟生死情义,还有人认为它“从一个人的角度反省了历史、战争甚至人性……”事实上,这些外来加诸的内涵对于《集结号》来说未免都太“拔高”了。冯小刚自己说:“谷子地不是个特别崇高的人,他只是为了他的47个弟兄。他的境界就是这样的境界,如果我们希望把他的境界拔高,可能会很失败。”也就是说,《集结号》实际只是讲述了一个人或一小部分人,因为被别人忽视、被送往战场做炮灰而产生的巨大委屈;好在还有人活着,所以可以为这个委屈讨回一个说法。所以,从本质上讲,这是一部反映人的委屈的影片。 　　由于不承担过去很多电影的政治宣传功能,只是想从市场的角度丰富大片的类型(冯小刚语),《集结号》似乎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因为,谷子地这些人没有怀揣为民众福祉抛洒热血的自觉,他们从上战场到化为炮灰,都是那样地被动和委屈。那么,后人纪念他们的意义又何在呢?所谓政治宣传影片中的那种理想主义,在《集结号》里被剔除得很彻底,而影片本身又缺乏任何理想上的东西,这就使该片的主题立意呈现出先天的缺陷。结果是,内地的大批观众走进影院看完《集结号》,各种各样积存心中已久的委屈借着谷子地和46个兄弟,得到了一次充分的宣泄,达成了情感的共识。只是,宣泄终究也只是宣泄,在走出影院不久也许就会对自己的反应感到莫名荒谬了。《集结号》的北京智慧给这部影片带来了里程碑式的意义。既然胜券在握地抓住了内地观众的情感脆弱点,作为大片它就可以第一次弃用大牌明星,制片成本只有同类型大片的三分之一,而收益却毫不逊色,甚至更好。说到这里,不得不认可冯小刚的勇气,更要佩服他对内地观众心理的出色的驾驭能力。所以,《集结号》尽管少了历史反省的深度,但却成熟地把握了戏剧性的故事;尽管因为煽情而主流、而把中国人悲剧根源的主题规避掉了,但却刻画了人物的状态和心理,更不用说随处可见的细腻情节和丰富的视听表达。北京智慧的实质即是以情动人,有处在社会底层的一个个痛苦不堪的生命,就比较容易在悲凉至极的境况中烘托出丰沛的悲剧情感效果。 　　有评论认为,《集结号》在个体人性与社会共同价值之间找到了平衡点,是今后中国主流电影的经典样板。但实际情况却是:越是心中有委屈的人,越能看得懂这部电影,也越能在这部电影中找到情感诉求。这就是为什么《集结号》在港台观众中反映淡然的原因。可以说,冯小刚太了解中国内地民众的心理状况了,他正是依靠这种洞悉力,达到“名和利都有了,已经可以了,人一知足,就没那么大动力,干活就特没劲”(冯小刚语)的程度。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在谈到《集结号》时联想到昆德拉提出的一个词:“Kitsch”,这个词的意思是“自媚”,即讨好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