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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讲台与编教材 　　如果有人间我：“你一生中最依恋的是什么?”我会立即回答：“讲台”。只要往讲台上一站，心中别无他物。而我真正有“讲台感”是在我由助教成了讲师(1960年)之后，此前，我有不少时间在校外工作，即使在校内参与教学，也只是给学生作辅导，没有系统地讲过课。1961年，李龙牧要我代替他讲《中国新闻事业史》课。1963年，他又要我讲《经典著作选读》课中的列宁、毛泽东著作。此后只要我在校，总有讲课任务，直到21世纪初。个中甘苦，我很少去想它。眼下，终结了讲台生活，却往事萦绕，如焦裕禄说的“过电影”，一幕幕地浮现于脑海。从依稀的回想中，我也可以概括出几条较深的体会。 　　一是，学别人，要钻进去，走出来。每个教师讲课都有自己的风格，或是说特点、个胜。这是其精华所在。你要学到手，就要俯首贴耳地学，甚至亦步亦趋地模仿。要钻进去学别人的长处，更要走出来，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的风格。我听过复旦哲学系陈??如教授讲解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她在20世纪30年代翻译过这本书(署名陈晓时)，又多次讲解过这本书，对它的内容熟悉透了。她讲课时，拿着书，逐句逐段，边念边解释，用的都是本书的观点，还有不少本书的语言，学生听来不觉枯燥。不走出书本，正是她的特点，她的真功所在。但在另一种场合，走不出书本也许成为一个缺点。我也听过李龙牧讲解列宁的《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他也是逐句逐段讲解。却旁征博引，广泛联系历史的或现实的事例。如，他说“文学”这个词，在中文、俄文(nHTepaTypa)、英文(literature)都有文学、文艺、作品的意义，可以解释为文学作品。这又是一种风格。但不能征引过度，以至游谈无根。几种风格，各有所长，都值得认真学习，都对我有影响。 　　二是，不重复教材，也不远离教材。教材，包括教科书、讲义、大纲、辅助材料等，是教学之本。要讲好课，吃透教材是前提。所谓“吃透”，就是熟悉教材内容，掌握所有知识点，达到如数家珍的地步。不重复，就是不要照本宣科，让人听了昏昏欲睡，而要有分析，有例证，有联想，有新材料。如，讲新闻史可以联系到革命史、党史、文化史，但不能离开新闻史的基本内容，不能离开新闻传媒，不能喧宾夺主，就是不能远离教材。 　　三是，抓两头――框架清晰，细节生动。让学生了解本课程的基本内容，是教学的起码要求。我听过复旦历史系周谷城教授讲《中国通史》，他每次开课前都把要讲的纲目写在黑板上，学生听起来条理清晰，主次分明。我的同事徐培汀，浙江新昌人，讲话时乡音浓重，学生难懂。他把讲授大纲抄成大字报，贴在黑板上，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学生了解他的讲课内容。讲课时，要讲一些细节，包括小故事，但它不是调料，而是整体课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学生知道具体事例后，有助于加深对课程内容的理解。如，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一书中，有许多生动的事例，我多次在讲课中转述，都受到学生的欢迎。其实，这些事例不仅情节具体、有趣，而且体现了邵氏的采访理念与方法，其中蕴含了规律性。 　　四是，了解学生，适当交流。了解学生的学习需求与学习基础，是讲课的必要前提。除了开座谈会、个别交流之外，我还要求学生在听课时有问题随时递纸条上来。每堂课我都收到一些纸条，有的提问，有的表示喜欢听什么或不喜欢听什么。有的学生在纸条上直呼我“丁爷爷”，格外亲切。有一个学生在考卷上一道题目答完后写道：“丁爷爷，您课堂上讲得很详细，我只记得这些，理解不深刻，也不全面。请原谅!” 　　此外，我认为，讲课用课件(PPT)时，最好同板书相结合。因为课件的特点是全面、系统，简单、明了，而手写板书会使学生有亲近感，更专心听讲。 　　以上说的是本科生教学，对于研究生课程，我看应特别强调自学与讨论。20世纪90年代，我同宁树藩教授合作，为博士生开了两门专业基础课：一门是《新闻学说综论》，学习新闻学的文献与名著，如约翰?密尔顿的《论出版自由》、威尔伯?施拉姆等的《报刊的四种理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传播委员会的《多种声音，一个世界》，徐宝璜的《新闻学》等，逐本逐篇地学，有的中、英文版本并用。另一门是《中国新闻传播与中国社会》，以历史为线索，了解重要的历史现，学习重要的历史经验。这两门课都要求对理论与历史作系统梳理，熟悉文献与第一手材料，充分开展自由讨论，采取“自学――课堂讨论――教师总结――写体会文章”的教学方式。1991年至2001年，这两门课开了10年，效果良好，有激烈争论，却打开了思路，我也从讨论中学到不少东西。例如，在一次讨论中我说：“历史上的新闻改革，思路清晰，好讲；现在的新闻改革，却理不清头绪，其原因何在?”有一个同学说：“过去用的是搞运动的一套办法；目的明确、阶段清楚、成果突出，有头有尾，有高潮，有重点。现在不搞运动了，遇到什么问题就该什么方面，不像设计一场运动那样。”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