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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剧的民族性和现代性 　　文章编号：1003-9104（2008）05-0014-06 　　 　　 (注:作者简介：王安葵（1939－ ），本名王安奎，男，汉，辽宁盖州人，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研究方向：戏剧戏曲理论。) 　　 　　摘 要：近年我国重视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的论者认为这是“文化民族主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开创的现代化进程的中断。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笔者认为，自抗日战争以来，中国的先进分子总结实践经验，对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已做出新的选择。这就是既继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革命精神，又须克服五四时期思想的偏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结合。我们的文化和戏剧都应该保持民族性，体现现代性，做到二者的结合。 　　 　　关键词: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戏剧；现代性；民族性 　　 　　中图分类号：J80-02 　　 　　文献标识码：A 　　 　　Nationality and Modernity of Chinese Drama-Discussing with Mr. DONG Jian 　　WANG An-kui 　　 　　继2001年中国申报的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之后，2006年国务院公布了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全面展开。这对戏剧界、文化界乃至整个社会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民族传统文化受到空前重视。甚至在一些青年学生中形成了“以传统为时尚”的风气。这一新的情况也必然带来思想观念的撞击。哪些遗产该保护，怎样保护，继承与革新的关系如何处理，等等，都引起了许多讨论。特别是有一种意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于重视民族传统文化的主张，提出了根本的质疑。比如董健先生的意见： 　　 　　中国的改革开放到了一个“瓶颈”期。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现代化进程，远远不能适应历史的要求。而“全球化”的“幽灵”，比一百五十多年前在欧洲徘徊的“共产主义的幽灵”，似乎来势更加凶猛。于是，以复旧、封闭、保守为要义的文化民族主义便登台亮相，来安慰和鼓励那些面对世界进步的大势而感到自卑与恐惧的人。他们否定文化（包括戏剧）有高下、文野、先进与落后之分，拒绝承认人类在文化（包括戏剧艺术）上有共同与共通的价值，对一百多年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上的种种进步视而不见，他们又被当前价值观念变化中出现的种种复杂现象吓破了胆，像上世纪30年代国民党搞“新生活运动”那样，重新祭起那些早就被五四新文化运动打破了的偶像和亡灵，搅乱国人的视线，麻醉国人的灵魂，阻碍新的价值观念的建立。这种文化民族主义在戏剧领域也有强烈表现，它顽强地对抗着中国戏剧现代化的进程。许多人失去了“历史感”，在“官方”与“市场”（权与钱）互相利用的功利主义文化格局中，那种代表着历史进步的戏剧精神迅速萎缩。(注:参见董健《戏剧现代化与文化民族主义》一文，收于董健、荣广润主编《中国戏剧从传统到现代》，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2页。) 　　以上论述以及这篇文章的其他观点牵涉到当前文化和戏剧发展中的许多根本性的问题，值得认真讨论。下边谈几点自己的一孔之见。 　　 　　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五四前后 　　“尊孔读经”主张的根本区别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丰富的内容，各种民族文化，包括民间的文化以及以文人为主创作的文化，都在保护的范围之内。其中当然也包括许多传统观念，如儒家、道家、佛家的观念，都要按着“发扬精华，剔除糟粕”的精神予以保护和继承。这是否就是“重新祭起那些早就被五四新文化运动打破了的偶像和亡灵”呢？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所谓五四新文化运动要打破的偶像是否是应该永远打破呢？当时要打倒的最大的“偶像”是孔夫子。然而历史证明，孔夫子是打不倒的。今天自然不应把他神圣化，但他的许多重要思想已成为中华文化的“元典”，所以孔子的重要地位是无法抹杀的。第二，从表面上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五四前后出现的“尊孔读经”的主张和“保存国粹”的言论确有某些相似和重叠，但其实质却根本不同。这主要体现在二者提出时的社会环境不同，提出的目的不同，以及产生的影响和作用不同。 　　提出“尊孔”主张的人，在近代，最有影响的是康有为。1912年一些人在上海成立了“孔教会”。稍后，他们在国会里提出了把孔教定为国教的条款。1916年袁世凯称帝，也以尊孔祭孔为其造舆论。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康有为又在致黎元洪大总统和段祺瑞总理书中再提立孔教为国教，要求从小学到大学都要读经。他认为“无孔教，即无中国”。显然，他的尊孔读经的主张是为了达到封建复辟的目的。这正如陈独秀所指出的：“盖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