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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发展的民族性内涵 　　摘要：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中，“民族性”是一个重要的新的论说语汇。对中国画而言，民族性的问题，就是传统的问题。分别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傅抱石谈论到民族性的问题，在：总体上的立场和策略、现实中的境遇、传承的传统精华、山水画的传统发展等四个层面上论述。正确认识民族性之所在，对中国画优秀传统有清醒的自觉，是中国画创新发展的前提基础。 　　关键词:民族性；中国画；傅抱石绘画理论 　　中图分类号：J205文献标识码：A 　　 　　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中，“民族性”是一个重要的新的论说语汇。20世纪中国画家不同以往最突出的一点是，西方绘画体系的引入，使他们打开了另一领域的眼界。当不同民族艺术发生碰撞时，民族性的问题势必出现。对中国画而言，民族性的问题，就是传统的问题。中国画吸纳其他画种语言因素、其他民族文化精神因素而开拓求新时，又要强调传统的延续。 　　傅抱石是20世纪中国画大师，尤其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江苏画坛而言，他是领袖人物，以他为核心的“新金陵画派”，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实现中国画的创新发展，树立了一个时代成功的典范。同时，傅抱石也是一位杰出的美术史论家，对民族性问题、中国画的传统有着深刻精辟的认识，其观点散见于他各个时期的著述文章中。从1929年撰写的著作《中国绘画变迁史纲》到1961年的“新金陵画派”纲领性文章《思想变了，笔墨就不能不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傅抱石谈论到民族性的问题，从五四时期对民族性的批判，到抗战时期对民族精神的昂扬，到新中国建设时期对传统的继承，傅抱石对民族性既有总体态度又有对中国画传统具体的分析，在诸多层面上论述民族性。 　　 　　一、总体上的立场和策略 　　 　　总的来说，傅抱石对民族绘画充满自信，中国绘画有伟大的思想，不应该妄自菲薄。坚持民族文化发展的独立性、自主性，同时以发展、开放的观念对待传统，维护、珍惜民族优秀传统，这应该是正确的立场和态度。五四时期美术革命提倡引入西方写实主义改良中国画，对传统中国画中文人画的末流进行了批判，从力求革新发展的角度来看传统中因循守旧的因素。傅抱石认为“当时对待‘传统’的问题上是有缺点的”。 （注：参见傅抱石1959年《关于中国画的传统问题》。） 　　首先，认识到民族性是客观存在的、不可离开的，中国的绘画具有特殊的民族性，与西方的美术教育和审美观各有不同之处，应该强调其独立性。在1929年撰写《中国绘画变迁史纲》时，傅抱石是反对中西绘画融合的：“还有大倡中西绘画结婚的论者，真是笑话！结不结婚，现在无从测断。至于订婚，恐在三百年以后。我们不妨说近一点。”他相信中国画有自身发展的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画不需要借助西方绘画来挽救穷途末路的命运。 　　傅抱石多次强调中华民族美术有灿烂的历史，要爱护，要发扬光大。中国人对自己的绘画要有研究，用敏锐的脑力和眼光寻找中国绘画传统中的宝贝。对流失国外的艺术珍品哀叹已没有用处，但对存于国内的东西要珍惜，“将先人重宝长留国内，是责任，也是提倡民族美术的捷径”。（注：参见傅抱石1935年《中华民族美术之展望与建设》。）傅抱石建议建立国立美术馆，做好收藏与研究的工作。 　　其次，在强调民族创造性的同时，亦重视吸收外来艺术并有所创造发展，从而发展民族美术。在西洋绘画的形式和技法引入中国后，有些人崇尚西洋画的光线和色彩，或认为西洋画也包含着线。对此，傅抱石认为：线在中国绘画传统中所得到的重视和发展，是当今世界范围内所没有的，具有高度的概括力、表现力，有着中国的作风和气派，是中国绘画传统表现形式发展的基础。他坚定民族传统的立场，以此为主导，作为中国画内容与形式发展最主要的力量，同时吸收新的（自己的或外来的）营养，用发展的观点、开放的态度来对待传统，丰富发展民族文化传统。“发挥我中华民族伟大的创造精神，尽量吸收近代的世界的新思想新技术。像汉唐时代融化西域印度的文明一样，建设中华民族美术灿烂的将来”。“传统既不是一成不变，也不是什么都是‘好’的，它是变化的、发展的、前进的、日新又新的”，（注：参见傅抱石1953年《中国绘画的优秀传统》。）傅抱石作了个形象的比喻：盘根错节而又葱翠满身的苍松古柏。 　　再者，当民族性问题与民族、民族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相联系时，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显得非同一般，对民族性的维护成为策略。1933年傅抱石留学日本，在东京日本帝国美术学校研究部主攻东方美术史。1935年在东京写成《中华民族美术之展望与建设》一文，谈到“近时外国人对中华民族性的批评，总是离不了说中国是‘自尊’‘自大’的民族。”他认为在当时民族竞争的时代，在某种程度上保持“自尊”“自大”有急切的需要和重大的意义。“美术是民族文化最大的表白”，在“民族的美术全被外国的‘形式’‘色彩’所支配”的时候，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