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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知识谱系生成的三个关键词 　　[摘要]从20世纪初以来，传播学的学科知识谱系一直在不断地成熟和完善，但作为一门多学科交叉的边缘学科，其学科的合法性仍然被学界质疑。本文以“学科互涉”、“知识越界”和“学科规训”三个关键词作为研究视点，深入探讨了传播学知识谱系生成的历史过程及其发展前景。 　　[关键词]传播学　知识谱系　学科互涉　知识越界　学科规训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7-0137-05 　　 　　一、学科互涉 　　 　　传播学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边缘学科，它的产生反映了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逐渐融合的趋势，这已经成为众多传播学研究者的共识了。中国学者徐耀魁在《传播学的发展》一文中指出，传播学是借鉴现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理论和方法的结果，是多学科交叉的产物。而陈卫星认为：“传播的概念打破了传统的科学领域的划分，形成当代社会科学中最令人眼花缭乱的学术嫁接现象。它打破了传统的知识和学科分类，能够把来自其他不同学科领域中的理论问题都统摄起来。”事实上，如果从传播学学科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考察，我们可以发现，现代传播学学科知识谱系的生成，是20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中学科互涉现象的必然结果。 　　“学学科互涉”这一概念来源于英文interdisciplinary，国内学者对这个词主要有以下几种译法：跨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混合学科、多科性，港台学者则译为“科际整合”。尽管译法各不相同，但却隐含着共同的指向，那就是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关于学科互涉的起源，20世纪60年代，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教学及改革中心第一次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学科互涉活动调查时，发现了五个源头，即自然科学的发展、学生的需要、职业培训的需求、社会的基本需要和大学的功能与管理问题。美国学者克莱恩和纽威尔认为，除了熟悉的动机以外，还有一些新的推动力，即普通教育(general education)、文科研究(liberal studies)和职业培训；社会、经济和技术中的问题解决；社会的、政治的和认识论的批评：整体的、系统的和超学科的研究；借鉴的互补性交流和亚学科互动；新领域、混合团体和机构间的联盟：人才培养与机构规模的缩小等。因此，“旧源头与新源头以及某些情形下本质上不同的活动的出现，导致了学科互涉活动新的复杂性。”20世纪以来学科间的这种复杂的交叉与融合，意味着现代传播学知识谱系起源语境的复杂性。 　　学科互涉理论化的方式很多，如果将其比作一个学术光谱的话，那么，在光谱的一端，工具主义将学科互涉看作一个经验问题；在光谱的另一端，认识论将其视为一个理论问题。这种不同可以体现在两个“隐喻”上，即搭建桥梁和重新建构(bridge building and reconstructing)。搭建桥梁一般发生在成熟与稳固的学科之间，而且通常有一个应用方向，大多数工具性计划都是搭建桥梁式的。相对而言，重新建构则给学科带来部分变化，它通常具体体现为对学科重构的状态的批评，以及不管是含蓄地，还是明显地，对流行的知识结构的批评。通过具体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在传播学知识谱系生成的过程中，这两种学科互涉方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美国学者克莱恩认为，社会科学领域的第一个重要的学科互涉运动，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到20世纪30年代，这次运动主要以一种桥梁搭建形式，把大量的方法从自然科学领域借鉴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正是借助于这一次的学科互涉运动，现代传播学建立了最初的学科知识谱系的雏形。20世纪以后，由于受到自然科学的强大影响，社会科学的发展越来越表现出一个显著的趋势，就是由传统的定性研究转向定量研究，特别是在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政治学中，大量的数学定量分析方法被采用。这种潮流风潮很快就影响到传播学研究领域，并对现代传播学知识谱系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随着抽样和态度测定技术的进步，调查研究方法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促使广播研究朝着精确的、量化的经验方向发展。在这方面，拥有数学博士学位的拉扎斯菲尔德可谓独领风骚，“他利用了调查研究、广播节目的内容分析、收听率和其他种类的第二手资料，他驱使‘广播研究项目’广泛地超越传播研究的全景，并在他所经之处做出创新和即兴创作。”但是，由于“桥梁搭建者一般不对问题的选择、学科所运用的认识论或学科的逻辑结构，进行批评性的反思。”因此，社会学科研究领域的新突破迫在眉睫，于是就有了第二次学科互涉运动。 　　在克莱恩看来，社会科学领域的第二次学科互涉运动，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采用的是一种重新建构的形式。由于“逻辑与哲学的发展以及科学，刺激了对新的整合范畴的探索，这类探索表现在新的整合性社会科学课程与项目、行为科学理论以及一些交叉的概念，比如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