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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重信房子的父亲 　　重信广末著 　　燕子译 　　 　　说明：该文原载于《从〈文艺春秋〉看昭和史》第三卷。写于昭和47年8月(1972)。重信房子的父亲重信广末年轻时是一位民族主义者。曾参与“血盟团”组织，由于未直接参与暗杀事件，因此未被逮捕。重信房子曾在自传体《我的爱，我的革命》中说父亲是她革命的精神支柱。重信房子的父亲早已去世，母亲尚在，她与巴解组织的阿拉伯人再婚之后所生的两个女儿，一个在巴黎攻读研究生，一个在念大学，关于她潜回日本，众说纷纭。如中东和平进展趋势使赤军难以立足，她企图在东南亚策建新的“人民革命党”，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房子去国外时，我曾对她说：“不要回来了。”去哪里、干什么，我全不知道。但是，革命家总是在时代的潮流中艰苦、严峻而孤独地生活。失败时自然不言说，即便成功(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为零)，生还的希望也几乎没有。革命就是找死――尽管现在我不想讲述我自己的经验，但是我这样告诉她。房子的名字如此被人议论纷纷，成为热门的话题，大概总是出于好意吧。各种各样的人将刊载我女儿的消息与报道的报纸、周刊杂志寄给我。这些写法全都口吻一致，无非房子曾经是优秀学生，到高中时代失足下水，终于摇身一变，成为经过千锤百炼的硬骨头女斗士。 　　“魔女”，“神秘的女人”――这样的标题的背后，我听到一种声音：这样的女儿究竟是如何培养教育出来的呢? 　　同时使我想起“淀号”劫机犯的父母们、联合赤军战士的父母们。他们也与我一样，不，或许比我更加为自己的孩子们所犯下的错误与过失而深感痛苦吧。“究竟是怎样培养教育出来的呢?”他们也同样被世人责备着吧。可是，难道父母必须为已过了二十岁的子女们而备受责难，就该被戳后背吗?难道只要孩子们的父母还在世一天，他的父母就必须替他的孩子继续赎罪，抵偿前愆吗? 　　有个被社会视为异类的女儿，我也实在感到过意不去。不仅是我，这也许是所有的孩子们当了赤军的父母们的共同的心境吧，假如能够的话，就是从现在开始也想纠正儿子们、女儿们的过错。他们犯下的罪孽，我们想抵偿。但是，孩子们早已飞到我们的手够不着的世界那边去了。 　　写关于房子的事情，不过是抒发老人不得已的叹息。同时被一种仿佛将女儿的肉切开零售似的内疚与惭愧的心情纠缠着，这是事实。撇开思想方面的问题不谈，房子曾经是个好闺女。我如何培养教育房子的呢?不，房子是如何成长的呢?我不为自己，也不为房子，为与我同样痛苦而送走许多不眠之夜的人们，提起拙笔写下这些文字。 　　在讲述抚育房子长大的家庭之前，有必要提及我自己的成长史。我于明治36年(1903)在鹿儿岛出生。父亲是当时人数极少的师范学校出身的教育工作者，母亲是枕崎的资本家小姐。因父母离婚，我是在父亲身边长大，度过童年的。我父亲虽学习成绩优秀，但极不擅长交际，不知道是否由于这方面的原因，当时尽管出身于师范学校的教育工作者为数不多，父亲却没有在大都会任教，而是在乡下不断调动工作。 　　我记忆中的父亲，是被古汉文严格训练出来的古板人物。我们在他面前连大气都不敢出，对我们孩子来说，父亲简直就是需仰视的遥远的存在。即使现在谈及父亲，脑子里浮现的仍然是威严、拘谨又盛气凌人的形象。父亲在我十五岁时去世。我随着几位兄长辗转于大连、满洲等地。这样的漂泊，一直持续到我进入宫崎县的中学，开始独立生活为止。 　　或许由于我在严厉的家庭生长的缘故，在朋友家中，看到别人父亲同孩子随便躺卧着在一起谈天说地，内心十分羡慕。在我的记忆中，同父亲谈话没什么好印象，更不用说推心置腹了。――从那以后，对于和谐、温馨的家庭的憧憬成为我的理想。 　　我作为父亲的想法是，家庭首先是身心安静休息的场所。父亲在外，不得不应酬恭维，献殷勤，说谎话，若被人盯见，连小便都要忧三虑四，但是回到自己的家――互相信赖，不用任何客套，能随心所欲的家，这将是怎样安稳平静的场所啊。其角有“傍晚乘凉，光着脊膀，生为须眉，一世不枉”的句子。夏天，太阳夕下，泡澡之后在南瓜棚架下，光着脊背，摇着大蒲扇，谁也不嘀咕什么。这样的父亲我觉得很亲切，家庭就应该是这样。 　　写到这里，我想起不久前电视里有个节目讨论“父亲在家中穿短裤是好，还是不好?”有位著名的评论家还出席讨论，结论如何我早就丢在脑后了，但这样实在奇妙的议论本身倒是记忆犹新。难道家庭一定要如此严肃、僵硬才算家庭吗？我本来就不赞成父亲的威严式的思考方法，而主张尽可能地创造父母同孩子之间无拘无束的讨论、对话的时间和空间。这是父亲的责任，在此基础上才可能产生家庭亲人之间的相互的深刻的信赖关系。我本人也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中学一毕业，加上服兵役的关系，我进入了东京物理学校(东京理科大学的前身)。当时由于粮食匮乏，物资短缺，日本人能吃上淀粉类的合成物已经算是梦想了。但我在东京只生活了半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