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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释道视阈中的境界形而上学 　　摘要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儒释道本质上属于境界形而上学，故它不同于西方哲学的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实体形而上学。境界形而上学是基于对“仁”、“道”、“空”等存在的觉悟，而实体形而上学则是立足于对“是”的分析。所以，在儒释道中存在论和境界观是统一的。虽然说，宋明时期的程朱理学有本质主义的倾向，但是它仍认为“性”和“理”是相互内在的，所谓“性即理也”，即宇宙本体的“理”存在于人的“性”中，并能通过人的境界体现出来。陆王心学的“宇宙便是吾心”是典型的存在论和境界观的统一。在道家那里，“道”是存在，也是境界。在佛教那里“空”也有存在和境界两重含义。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哲学本质上属于境界形而上学。 　　关键词　境界　形而上学　儒释道 　　中图分类号　B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11)11－0020－05 　　本文所说的境界形而上学是在和西方哲学中的实体形而上学的比较中确定的。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有一门学术，它研究‘实是之所以为实是’，以及‘实是由于本性所应有的秉赋’。”这门学术就是形而上学，“实是”(being)亦可翻译成“有”、“存在”、“是”，它源自系词“是”(to be)，是to be的动名词形式。形而上学这门学说实际上就是专门研究“是”(being)的，研究“是之所以为是”的。实际上，“是之所以为是”是对“是”的彻底追问，是对“本体”的探究。 　　在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巴门尼德提出了关于“存在”的理论，认为思想和存在是同一的。它表达的是“思想内容与思想对象的同一性：思想内容(即‘能够被说和被想的’)需要由‘是’来表述，思想对象(即‘能够存在的’)同样需要由‘是’来指示，巴门尼德以‘是’具有表达思想和指示存在双重功能为理由，进而把‘是’的两种功能归结为同一意义，同一对象，得出了上述结论。”然而这一“存在”理论在以后的发展中，由于是确立在对“是”的逻辑分析的基础上，因而最终落脚到本体(实体)也是必然的，如在巴门尼德之后，出现了苏格拉底的“一般说”，柏拉图的“理念说”以及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说”，这一哲学史上的现象被20世纪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称为哲学的转向。 　　中国传统的形而上学则不然，它不是建立在对思维中逻辑命题分析的基础上，也不是开始于对语言的分析，而是形成于人的觉悟。所以，它的方法是非逻辑的、非语言的。当然，这里的非逻辑、非语言并不是要绝弃逻辑和语言，而是不作逻辑和语言的分析。这种方法本质上是实践的和了悟的。张岱年先生在谈到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时认为其中之一就是“重了悟而不重论证”。所“了悟”的当然是形而上的“道”。“道”的获得凸显了人的自由，如孔子所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这里的“闻”，不是听见，而是觉悟，是对形而上的“道”的觉悟，而且这种“道”并没有远离人而存在，而是和人的存在密切相关，这就是境界形而上学。境界的形而上学就是对形上“道”的觉悟。“学”的本意就是“觉悟”，觉悟本身含有境界的意味。 　　所以，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境界形而上学不同于西方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实体形而上学。实体形态的形而上学由亚里士多德所讲的对“是”的分析而建立，其“学”的学科意义、学问(－logy)意义比较明显，如16世纪末17世纪初德国经院学者郭克兰纽(Rudolphus Goclenius，1547－1628年)第一次使用存在论(ontology)一词，并把它解释为“形而上学”的同义语，指的是研究存在本身(being as such)的理论。18世纪理性主义哲学家沃尔夫使用ontology这一词时，表示的是关于存在者(beings)的本质研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本体论。他们都突出了学科、学问的意义。而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的“学”则主要是在觉悟(consciousness)意义上讲的，中国哲学中儒释道都有这个特点。境界形而上学主要探讨的是人思想境界的提升、精神生活的获得以及存在意义的显现。 　　儒家本质上属于境界形而上学。这里首先需要探讨的是儒家哲学中的基本范畴“天”、“天命”、“天道”、“诚”、乃至“理”等是不是完全在独立自在实体意义上讲的。它们和人的关系如何?如果说这些范畴完全是在独立自在实体意义上使用的，它们和人的关系并不密切，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确定它的实体形而上学性质。而如果说不是这样，那么就说明它的形而上学有其他意义。 　　在原始儒学，特别是在孔子那里，“天”的确有实体的意义，如当卫国大夫王孙贾问孑L子，“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孔子说：“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天”似乎是独立存在的“神”。当孔子要拜见南子时，子路有些不高兴，孔子便发誓说：“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如果我做了坏事的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