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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大众化的语言文化特点及其影响 　　【摘要】元时期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带给中国的是一个多彩、多元化的文化发展环境,文化从此走向了大众化。多地域的语言文化交流,特别是东西方的语言交流,不但丰富了汉语言的词汇和语音,也使得中国文化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无比强大的生命力。 　　【关键词】元朝;文化交流;大众化 　　 　　元时期中西方文化交流,其渊源可上溯到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落,建立大蒙古国时期,由于三次西征,以及1279年南宋朝廷的彻底灭亡,蒙古的统治已远远超越了今日之中国版图,当时的中国疆域横跨整个欧亚大草原,西至伏尔加流域,西南至两河流域,逼近小亚细亚。这种统治格局,开辟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汉唐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地理环境。汉唐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存在着地域中介,而元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则完全突破了地域中介的限制,走向了中西文化的直接面对和交流。“东西陆上交通的安全和便利都远超前代。当时有人说,要到万里之外的地方去,就像跨出家门去访问邻里一样容易。提出“前现代世界体系说”的英国学者卢伽德在其著作《欧洲称霸之前》讲到:“中国在13世纪世界体系中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为正是中国,把北方的路上商路与即使不是更加重要那也至少是同等重要的印度洋海上商路连接为一体。当这两条商业交通路线同时充分发挥效能,尤其是当时中国处于统一之中因而能够作为‘毫无周折地交换中介’把他们联系起来时,世界商业的循环圈就得以完成了。”[1]P41 　　 这种直接的交流形式,就其对世界发展进程的影响而言,是汉唐王朝无法比拟的。这种影响不仅存在于地理历史格局的变化上,更存在于世界文化发展的进程之中。缩短的地理空间,打破了因地域限制而造成的封闭的文化圈,让东西方的文明发生了空前碰撞,开创了古代中西文化交流最繁荣的时代,世界文明史由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了。毋庸置疑,这一时代,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对汉语的影响同样是非常深刻的。 　　一、元时期的语言特点 　　由于优惠的通商政策、安全通畅的商路以及各种关于中国的美丽传说,元朝对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的社会各界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分别来自波斯、摩洛哥、尼泊尔、印度、波兰、俄罗斯、英国、法国、意大利、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等国的政府使节、传教士、旅行家、商人和工匠,由陆、海商路来到中国,他们当中的部分人长期旅居中国,有些人还担任政府官员,例如我们熟知的马可波罗。这些来自西方各国的人员,因语系和文化背景的不同,进而促生了元朝的多彩文化形态,同时形成如下集中的语言特点: 　　1、多语种的对译与实践促进了汉语口语的发展:多语种交流的环境极大地推动了官方和民间在不同语言之间进行对译的研习和实践,元代官方汉语公文由此形成了一种很特别的“硬译”公牍文体裁,就是逐个将非汉语文本中的词汇(其中以蒙古语文本为主)机械地对译成汉语中的相应词汇,而不改变他们原有的语法程序。如元时的南方名儒吴澄为泰定帝讲经的白话稿: 　　 大概天地的心只要生物。古来圣人为歹人曾用刑法来,不是心衷欢喜做来。孟子道:“不爱杀人的心厮似。”前贤曾说这道理来。只有汉高祖省得这道理,汉家子孙四百年做皇帝。我世祖皇帝不爱杀人的心,与天地一样广大。比似汉高祖不曾收服的国土,今都混一了。皇帝以着祖皇帝行,可万万年太平也者。[2]P22 　　文稿中已有大量白话词语存在,特别是成书于公元1240年的《元朝秘史》(又称《蒙古秘史》),其原始创作是用高昌文字(即今维吾尔文)编篡而成的,而汉译本则在明洪武十五年产生,通览《元朝秘史》,就会发现该书完全是用白话语言形式完成的。清人钱大昕在《元朝秘史》中的跋已将该问题说清楚了:“元太祖创业之主也,而史述其事迹最疏舛,惟《秘史》叙次颇得其实,而其文俚鄙,末经词人译润,故知之者少,良可惜也。”其中所说的“其文俚鄙”,就是指民间白话。 　　 为什么元时期的汉语书面文大量出现口语词汇,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元时期繁荣的中西方文化交流以及各域民族被统一到同一王朝之下,语言的对译成为相互之间交流的基础和充要条件。由于蒙语属于阿尔泰语系,加之游牧文明发展的缓慢和中国农耕文明的超前发展,导致了双方存在着事实上的文明差异,其中也体现出了蒙古人在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的相对落后。作为上层统治阶级,是不可能不和其所统治的近七千万人口(以汉人为主)产生语言交流关系的。由于蒙语句式特征是“主―宾―谓”,在对译过程中死遵蒙语句式,按原句叙述方式,不顾蒙汉句式上不同而一一译出的“硬译”就成为必然现象。同时由于这种“硬译”的公文体语言完全不符合中国古汉语语法,所以在翻译时就尽量避免采用古汉语语辞,这就促使元代汉语中的口语词汇走进公文体裁中,更促使近代时期的汉文化加快了朝大众化转变的步伐。其次是因为儒学在元时遭受到打击,促使创作自由、用语近于白话的元散曲得到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