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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千名妇女争评２００５年诺贝尔和平奖专题 　　甘地说，以眼还眼，我们将全都成为瞎子。仇恨与斤斤计较，让我们成为瞎子，犹如瘟疫蔓延般，把越来越多的人卷进暴力诅咒的命运中。 　　萨拉马戈（199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小说《盲》(Blindness)，说了形形色色的盲目带来更多的更深的盲目的故事：不知名的病毒在城中传开，患者突然什么都看不见，只能“看”见一片厚实的白，与患者接触的人迅速被感染，于是，家人、医生、小偷、警察……陆续被送入隔离患者的集中营。在营中，突发的盲给各人带来的“平等”只能是短暂的，抢掠、欺诈、霸道、残暴以加倍的力度掌控着、压迫着这个空间。过了一段时间，集中营已无人看管，因为全城的人都盲了。意识到无人看得见，几乎所有人的自律能力都崩溃了，到处是不忍卒睹的抢掠、欺诈、霸道、残暴，只有惟一一个没有失明的人――医生的善良妻子――见证着暴力如何既出于不同的偏执的盲目，又引发不同的偏执的盲目，让恕和施与的心失落。 　　暴力是来自死亡、封闭的国度的使者，在无名的恐惧和欲望所主宰的偏执推动下，蚕食心灵的自由，蚕食让恕和施与成为可能的智能和勇气。在暴力主宰的世界里，“和平”成为延续暴力建构的体系的其中一个主轴，让暴力最终是自毁的命运可以延缓。要打破暴力的主宰和诅咒，便要把“和平”从其体系中释放出来，让体系压抑的角度和经验发挥作用，为生命带来和平的希望。 　　二十世纪在暴力和盲目中终结。 　　第一次大战用上发明了才十年的轰炸机；第二次大战，广岛、长崎上空的蘑菇云宣告了军事科技嚣张的胜利。萨斯（Wolfgang Sachs）指出，1945年5月4日通过的联合国宪章，认为要结束战争和暴力，惟有全人类携手走上“发展”和“进步”的康庄大道；统率着这支浩荡队伍的，是科技、市场、国家、理性、自由。传统理念相信公义的果实是和平，如今取而代之的理念，是惟有西方理性带来的大一统的文明，才有和平。空间的多元文化，被诠释为时间上的阶段进化，野蛮人(或谓之落后、发展中、不发达)要在西方老大哥的提携下，走向文明，走向和平。我们今日的两难悲剧是：追求和平便意味着要消灭多元，消灭差异；追求差异便意味着要爆发暴力。萨斯说，要走出这个两难，只有将“进步”与“和平”分拆开（参看萨斯：《发展辞典》，Zed，1992，英文版，页103－5.）。 　　苏默赫以“小的是美的”这个深邃的主张闻名于世。在一篇题为《暴力之根》的文章中，他说，“炸弹”是现代文明的象征，但现代文明不仅不制约我们诉诸暴力的倾向，反而激励这种倾向。对客观和理性的盲目偏执，是现代文明的罪魁祸首，导向无穷无尽的暴力(征服太空、征服自然、追求无限经济增长)，反过来主宰了我们的心和灵性的力量，使它无法克制现代文明不能自制的无穷欲望和恐惧。我们要自我拯救，便要培育非暴力的力量，它源自对生命的尊重，源自谦卑节制，源自对公义的不可抗拒的追求。心性强于理性，暴力才可被制约（参看苏默赫：《我相信的是这个》This I Believe，Viveka，2003，英文版，页189－193.）。 　　二十一世纪在暴力和盲目中拉开序幕。 　　种种切身的有形无形的暴力，和通过媒体展现的既近又远、真实似的他者的暴力，不停地迎面袭来，让我们反应不过来。2001年9月11日，香港时间晚上九时，我在办公室收到一名学生来电话，哭诉着说，宿舍里大家在看电视，冒着烟火的世贸大楼有人从高处跳下摔死，有些同学却欢呼拍手。2004年3月12日，我在中国农业大学讲话，谈到人们只看到9?11那天死了三千多人，却看不到全球同一天（以至每天）有十倍以上的儿童因疾病饥饿死亡；一名学生回应说，几万人只不过是全球人口的二十万分之一。2004年5月11日晚上十时，我在墨西哥一个朋友家里，一边吃晚餐，一边看电视新闻报道；我不懂西班牙语，只能偶尔听懂几个单词；先是英美联军虐待伊拉克战俘的图片，接着是模糊的画面出现五个蒙面人和一个白种男人，蒙面人扑向白男人，瞬间，一人举起白男人被割下的头颅。我呆了。 　　让我们惊惶、恐惧、焦虑、不安的“深刻”经验，不仅仅是建基于我们对日常生活里发生的种种的恶的无知；我们的无知竟然和资讯年代制造的广泛的“知”成正比，“知”得越多，经验越贫乏，以至“深刻”的不能是切身的。我们的心灵和勇气已被削弱至此。 　　以眼还眼的暴力既好像情有可原，却又无法为人接受。强权者的不公义，并不自动地赋予被压迫者更大的公义，即是说，并不因为你是邪恶，我便代表正义。弱势者的暴力反击，往往让压迫者更有借口滥用暴力，强弱更加悬殊。可是，反对暴力就等于反对革命、反对变革吗?就等于让弱者忍气吞声、接受现状吗?拥抱暴力就能推进革命、促成变革吗?就能解除强权恶霸的武装吗?怎样才可以走出暴力的恶性循环，同时有效地促进社会公义、深化社会革命，让平民百姓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