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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要素生产率促中国经济发展 　　 　　2007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拐点”，是目前经济问题的焦点。原因是靠投资推动的增长带来诸多矛盾甚至摩擦，不解决这些问题，经济不可能平衡发展。而且这样纯粹靠消耗资源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也是不可持续的。我们认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模式，是中国经济走出不断攀升的“高投入”增长的困境，健康持续发展的战略思路。 　　 　　“高投入低增长”模式不能持续 　　 　　事实上，目前10%的增长相对30%投资增长应该是“高投入低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5年国民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9.9%;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5.7%。匡算结果显示，每增加1单位的投入GDP增长0.385个单位。2006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长10.9%;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9.8%。匡算结果显示，每增加1单位的投入GDP增长0.365个单位。 　　在这种状态下，短期内要保持高增长，就必须不断地加大资本的投入和劳动力以及其他的投入。在短期内，没有技术进步的推动，规模效应递减趋势只会加大不会减小，换句话说，要保持现在这样的高增长，单位产出的增加可能需要四五倍甚至更高的投入。 　　经济学理论意义认为，一个国家的固定资本形成，在完全就业的情况下，投资率等于储蓄率(在开放经济中，应该包括外汇储蓄)。这意味着投资来源于储蓄，也意味着投资水平受储蓄水平制约。 　　中国一直被认为是全世界最高储蓄的国家之一。这也正是中国高投资增长能够持续多年的支持背景。按照一些国家的经验，伴随经济高速发展的高储蓄率可能的持续期大约是25-30年的时间，然后储蓄率就开始下降。中国已经经历27年的高速增长，高储蓄率是否会发生变化不得而知，但是在现在的基础上继续大幅增长的可能性应该不大。按照生命周期理论，随着劳动力“红利”逐渐消失，高储蓄率会下降，甚至会变储蓄为支出。 　　在劳动力投入方面，也有供给的极限。沿海劳动力工资的上涨和“劳工荒”的出现，已经开始证明，现在水平的劳动力的供给已经发生变化。大幅资本投入增长和劳动力投入增长都将遭遇储蓄率和劳动力“红利”的瓶颈。 　　 　　“制度性”改革停滞是重要原因 　　 　　追溯背景，这种“高投入低增长”的状态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推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只有体制转轨才能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开创中国经济市场经化发展的方向。没有制度改革释放的生产力，没有开放引进市场经济的制度和观念，就没有中国经济的发展。上世纪80年代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贡献是制度进步，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发展是制度的改革。 　　有研究表明，在中国经济改革初期，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制度变革带来的增长占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增长变成硬道理。发展被理解为增长速度，体制的转型退居次要地位。本来追求经济增长的目标也没有问题，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就是为了推动经济发展。问题在于，我们需要的是长期可持续的增长，不是心浮气躁的，不顾一切的短期增长。这样“高投入”的增长，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也不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 　　 　　“制度进步”是“低投入高增长”的“红利” 　　 　　我们认为，通过强行抑制固定资产投资放缓经济增长并非上策，疏通和突破靠投资增长推动经济增长的瓶颈，同时保持经济健康增长，才是正确的发展战略。我们应该注重“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模式，“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可以是一个避免过度投资，保持经济增长的比较理想的发展思路。而且“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我们现在的经济体制内有很大的空间。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包括几个重要的方面。 　　第一个方面，制度变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改变目前这种“高投入低增长”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制度性进步应该有巨大的“红利”可图。 　　首先，我们能够针对导致过度投资的资源配置非市场化的制度性原因进行改革。支持经济增长的主要资源是资金、土地和劳动力。银行是配置资金资源的主要的金融机构。但是银行的利差为主的经营模式和保护这种模式的各种制度，使银行不可能把资金优化配置到对经济贡献最大的经济主体中去。银行盈利模式的改变，通过多元收入结构来降低坏账，培养利率定价和防范风险的能力，是完善市场化配置资源机制，增加投资有效性的一个重要体制变革。政府职能的转移是另一市场化配置资源的体制因素。 　　其次，对导致高贸易顺差的国内高“储蓄-投资”差异的内部失衡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高贸易顺差带来的国际贸易摩擦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是近年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之一。从理论上来说，如果企业和居民行为也都能按照经济规律正常循环，调整“储蓄-投资”的结构，缩小“储蓄-投资”差异，最后会达到外贸平衡，进而达到国内储蓄=投资的经济的“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