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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家争鸣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在普通人看来,完全取决于企业的自觉,没有什么好多说的。可是,在第一财经“企业社会责任排行榜”的发布会上,笔者随机采访了张维炯、何志毅、蒋惟明、何力、吴晓波、袁岳这些活跃在学术界、媒体界、企业界的人物,他们对这个看似简单的名词有着各自不同的解释。 　　 　　张维炯负责任企业更有竞争力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张维炯副院长是位雍容的长者,回答问题的时候喜欢打比方,特别喜欢用人们喜闻乐见的体育赛事来打比方,他强调企业在符合自身发展战略的条件下承担社会责任将是有利无弊的。 　　笔者: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否要支付更多的成本? 　　张维炯:我不是这样看。这与该企业如何看待自己企业发展的战略有关:如果该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过程中,不和自己的企业战略结合起来的话,可能要承担更多的成本;但是,如果把承担社会责任和自己企业的发展战略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且把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看成是企业竞争力的组成部分的话,它不仅不会因此而承担更多的成本,反而会使企业在市场上更有竞争力。 　　 　　笔者:政府对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是否要进行补偿? 　　张维炯:如果一个人不讲究规则,走路歪歪扭扭,政府要教育他,但是否因为他改正了而要补偿他呢?完全没有必要。我认为政府要做的是建立法制,制定企业要承担的最基本的规范。至于企业进一步如何走,是根据企业的战略来走的,政府完全没有必要补偿。政府应该制定一个监督体系,如果违反企业基本规范的底线,政府要予以惩罚,如果企业做得好,应该鼓励,不是补偿。 　　 　　何志毅提倡向好人买东西 　　 　　来自北京大学的何志毅教授笑容灿烂,因为较多参与实践,他的回答带有浓烈的新鲜劲,他强调政府没必要补偿承担较多社会责任的企业,而社会要进行补偿,要提倡向好人买东西。 　　笔者: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有何意义? 　　何志毅:人类历史,往前看,是由军事家、政治家主宰,往后看也许是政治家和企业家主宰,因为富可敌国的企业越来越多,比如埃克森、美孚这种公司,按照国家GDP排序的话,实力可排在第21位和第22位之间。企业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掌握社会资源,与社会密切度很高,吸收最多的雇员。所以,如果企业不负社会责任,那这个世界就很难生存和发展下去。企业社会责任潮流在世界上兴起,与社会的发展发达程度有关,本来,市场经济的不足是由政府靠收税进行第一次修正的,然后进行二次分配;现在社会已经不满足于此,对企业提出了承担更多责任的要求,这就是社会对市场经济的第二次修正――社会要求企业自觉地履行社会责任。 　　笔者:有学者说,消费产品,不仅要看东西是不是好,还要看卖东西的人是不是好人?您是不是同意这样的观点,为什么? 　　何志毅:我觉得国家不需要补偿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但是社会是要补偿的。我提倡向好人买东西。企业社会责任这种理念、这种规则没有被整个社会接受之前,有人多负社会责任,有人少负社会责任,有人不负社会责任,我们希望的潮流是企业都负社会责任,在这种潮流下就很公平了,但是在目前的这段过渡期内,如果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导致更多支出的话,知识界、媒体界应该呼吁社会向好人买东西。国际惯例也是这样,比如有“社会责任投资指数”,投资者看财务表现外还要看这个指数,将优先向有社会责任的企业投资。社会给予好企业和负社会责任的企业一点补偿是应该的。 　　笔者: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有区别吗? 　　何志毅: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国有企业相当于现在的“社会型企业”,用市场经济的方法、企业的形态来履行社会责任。民营企业跟它有差别,民营企业可以在主观上是为了效益,所以社会要求在民营企业在创造效益的前提下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笔者:虽然国际上对CSR的评价标准都很全面,然而公众甚至媒体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都聚焦于该企业是否公益上。比如四川地震中,出现了跨国企业铁公鸡榜,还对国内某地产商进行了围攻。对此,中国企业、跨国公司应该吸取哪些教训? 　　何志毅:大地震是非常态,要和日常状态下的情况相区别,我写过一篇文章――《非常态社会责任》,这次大地震就像打一场仗一样,数千平方公里受灾,近十万人遇难……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应该把它当作非常态,这个时候,思维都要改变。您说的该地产商在平时其实是负责任的,只不过他把地震看成了常态。非常态之下,企业负的社会责任也是非常态的,方法和常态下是很不一样的:应该把捐赠上升到非常态捐赠看,把投资看成非常态投资。常态下可投可不投的钱,非常态下就要投了,可采购可不采购的物资,在非常态下就要采购了……现在重建灾区的缺口还是非常大,我去了5次灾区,农村的情况还是相当严重。政府给每户2万,这对重建家园来说只是杯水车薪。所以,我们帮助农民重建,做了一些样板,其他NGO(非营利机构)可以照着做,解决一点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