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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绘画“诗书画印”一体化进程的考察 　　摘 要：国画与西画相比，其外部特征最明显的差异，除了工具材料的不同外，莫过于国画逐渐形成的诗书画印一体化的中国绘画特色。这种强调画家综合学养的做法，是中国绘画体系与西方绘画体系相比最独具特色的一个特点。鉴于国人对诗书画印一体化的进程迄今无人做系统的梳理工作。本文试图主要通过图像的角度，再辅之以文献与实物佐证的方法，从以下四个方面对中国绘画“诗书画印”一体化进程加以系统地梳理：诗文与画面结合的前奏――帛画、壁画、画像石、造像题记等文字与图像结合的考察；徽宗以前及其同时的院体画家落款用印方式考察；文人画家诗书画印一体化的形成踪迹考察；徽宗对诗书画印整合所取得巨大成就。庶几以有补于我国绘画史的研究于万一。 　　关键词:诗书画印一体化；画工画；院体画；文人画 　　中图分类号：J212 文献标识码：A 　　 　　作为两大绘画系统，国画和西画相比，其外部特征最明显的差异，除了工具材料的不同外，莫过于国画逐渐形成的诗书画印一体化的中国绘画特色。这种强调画家综合学养的做法，是中国绘画体系与西方绘画体系相比最独具特色的一个特点。这一成熟范式的确立，意味着中国绘画体系对画家拥有三个方面的规约：一、绘画技巧的练习不再仅仅指向绘画技巧本身而且还要兼顾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更要重视书法技巧的训练，乃至篆刻的训练，至少是不能忽视对篆刻审美敏感的培养。二、在技巧之上，也是最为重要的还要进行以诗学为核心的文化修养的修行养成。三、在诗书画印各个门类修养的基础上，将四者有机结合起来，相得益彰，才是诗书画印一体化模式创立的终极意义。这是与强调绘画本体语言的西方绘画在绘画价值观上绝不相类的一大特色。这一特色的存在，无疑对国画在世界艺林中确立自己独一无二的位置具有非同寻常的学术支撑意义。由此可见，诗书画印一体化，对于国画构筑自己的绘画价值体系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意义。然而迄今为止，尚无人对此诗书画印一体化的进程作深入全面的梳理。 　　考察中国绘画史就不难发现，在绘画发轫期，中国绘画并没有绘画、书法、诗歌、印章通过一定的审美观而有机合成为一体这样一种美术现象。也就是说，诗书画印一体化并不是一步到位的，它是中国画家不断构筑自己绘画价值体系的结果。客观地来讲，画工画在这方面所起作用并非是主体性的，但在图画与文字的初始联姻上，却拥有始创之劳与对后世文人画家将四者有机合成一体的启迪之功。院体画家应该说所起作用也并非是主体性的，只不过是院体画家们与创造这一体式的文人画家们院墙内外交流较多，影响稍微积极而已。当然，这里，如果按传统划分法将宋徽宗划入院体画家的话，那么结论就大大不同。因为，真正使诗书画印一体化最早成型的画家，不是苏东坡、米芾，也不是赵孟?\，而是宋徽宗赵佶。在宋徽宗之前，虽然范宽、文同、李公麟、米芾等文人墨客，在诗书画结合上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但距离诗书画融合境界还有相当差距，更遑论诗书画印一体化了。甚至在宋徽宗身后，南宋时期一百多年，除了米友仁以外，其他画家对诗书画印一体化进程不但没有进一步的贡献，反而从宋徽宗的高度向后大大倒退。到了元朝赵孟?\虽然在诗书画印融合的自觉意识上承接宋徽宗向前大大推进了一大步，但就流传下来的画作而言，赵孟?\大篇幅题诗者极少，象宋徽宗《瑞鹤图》、《蜡梅山禽图》、《祥龙石图》等那样长篇巨制题诗题跋的还极为罕见。只有到元末的王蒙、倪云林才使诗书画印一体化的进展得以深化（在此进程中，倪云林却有反向运动，为使画面净洁，晚年多不盖印），到了吴门四家中的沈周、文征明以后诗书画印一体化才真正定型，蔚为大观，成为文人画之最突出的外部特征。从上述可以看出，宋徽宗对诗书画印一体化的形成，的确具有奠基人的重要作用。 　　 　　一、诗文与画面结合的前奏――帛画、壁画、画像石、造像题记等文字与图像结合的考察 　　 　　画工们对文字与画面结合所做的贡献，主要体现于先前战国时帛画上的文字与图像、汉代壁画上的图像与画赞、画像石上的画像与榜题、北魏至唐代的造像与造像题记的合璧上。 　　在实际考察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在主要以画工为主体的创制者手中所成就的前述四种艺术形式，其所以需要图像与文字结合的根本原因与终极目的，乃是为了“实用”，而非指向单纯的审美。因此，这些文字与画面的结合，还不具备今天所讲的书画印结合所隐喻的那样一种中国绘画对画家学养高度重视这样一层学术意义，但诗书画印结合的源头无疑应该必须首先追溯至此，因此，我们将这种文字与绘画的联姻称为诗文与画面结合的前奏。 　　1、战国帛画上的图像与文字 　　笔者认为，大概如果硬要推究书画结合的最早源头，当以大汶口文化那个既象画又象字的特殊刻写符号[XC；%40%40]为鼻祖。如再下追，在战国时代已经出现的虎符，亦应算作肇始者之一类。老虎的形象加上相关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