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合作社的“戴庄模式”.docVIP

农业合作社的“戴庄模式” 　　戴庄村是江苏句容的一个村庄，“戴庄模式”农业合作社让这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声名鹊起。这种将科技人员、村委会和农民“绑”在一起的合作模式，让当地农民重新回到了土地上,被日本专家认为是高效、符合中国农村实际的合作社形式。 　　68岁的赵亚夫是“戴庄模式”的缔造者，这位曾经的镇江市农科所所长被人们评价为“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农业科研者”。48年来他无私地向农民传播技术的同时，还努力探索出一条农业规模化之路。 　　 　　规模化农业之困 　　 　　戴庄村位于江苏省句容市最南端，是典型的丘陵地形。原来是镇江茅山革命老区最为贫困的村庄。到2003年，该村年人均纯收入仅3400元。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村里的大部分农户还是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传统农业，不仅效率低下，且无法保证生产标准的统一，无法满足大市场的需求。村民逐渐意识到，要想致富得走农业规模化的道路。 　　像中国其他农村一样，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戴庄村大量的农民涌向城市打工。按道理，人走了，地空了，实现农业规模化也应该相对容易 。 　　但这一过程在戴庄的实际操作中颇费周折。 　　句容万山红遍农业园的张冬才总经理说：“农民虽然进城了，但并没有享受市民待遇，很多农民还是只把进城当作短期行为。因此，家中的‘一亩三分地’仍是最后的生存底线，很多人即便让它荒着，也不会交给集体。而农民进城户籍仍在农村，政府也找不到收回进城农民土地的法律依据。” 　　当然，地方政府也想出了应对之策。一些乡镇政府出面将土地从农民手中“流转”过来，然后交由大户或农业公司经营，而流转土地的农民在每年拿到补偿款的同时，还可以被返聘为农业工人，获取工资性收入。 　　但通过土地流转增加了大户或农业公司的运作成本，在农业保险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规模大风险也大，因此，在句容的鲜果种植大户中，普遍没有扩大规模的欲望。 　　另一方面，由于没有约定土地收益的增长机制，农民获取的土地流转收益不能得到相应的增长，农民的积极性也不高。由土地流转引发的矛盾时有出现。 　　“公司+农户”是当地政府破解规模障碍的另一法宝，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但赵亚夫认为，无论是土地流转的方法，还是“公司+农户”的方法，富裕的都只是少数大户或公司，广大农民并不是最大受益者。对赵亚夫来说，18次出访日本农村看到的景象让他难忘，“日本很多农民比城里人还富裕，我想把好经验学来”。 　　 　　“真正的合作社” 　　 　　据句容市委宣传部官员许家荣介绍，句容鲜果种植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一些自发松散的合作社组织次第出现，但这些合作还只是技术交流上的协作，其他深层次领域诸如品牌、统一标准、销售等方面仍然无法组织起来。同时，由于农户的文化水平都不高，无论是组织管理能力，还是对政策法规的解读与运用，都处于弱势地位。 　　2006年2月，赵亚夫在戴庄建立有机农业合作社。建成一个“真正的合作社”，是他的愿望。 　　戴庄有机农业合作社从成立起，就严格按“统一销售，对内服务，对外经营”的原则运作。并实行社员入股，合作社民办、民管、民受益，社员大会一人（户）一票投票决定大事。 　　许家荣认为将科技人员、村委会和农民“绑”在一起，是戴庄合作社的最大特点。“复合式”合作社在资源整合上，充分发挥了各方优势，达到了农民、基层组织和科技人员三方共赢的效果。 　　句容市农科所的技术人员刘伟忠长期驻点戴庄。农民在种养过程中遇到难题可以直接找技术员。刘伟忠说：“农户的农田就是科技人员的‘试验田’，这样不仅缩短了技术转化过程，而且技术人员直接参与到管理、销售中，对市场的把握也会更为准确。” 　　毕业于南京林业大学的鲁学谦2006年成了戴庄的村官。刚开始工作时，他还有些疑虑，因为在很多农村地区，村委会干部除了协调村民纠纷外，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但戴庄合作社成立后，村委会与合作社“合二为一”，合作社承担经济功能，村委会负责行政职能。合作社借助村委会更容易组织和发动农户众，而村委会对政策法规的了解程度和运用能力都比一般农户要强，能给合作社争取政策性支持。村干部提高了自身的影响力，开展工作也就容易了。 　　农户仍然是合作社的中坚力量，他们有选举和罢免合作社领导的权利，也有从合作社分红的经济权利。 　　农户杜仲志回忆说，2007年秋收恰逢连日阴雨，打乱了合作社秋收秋种安排。在理事会紧急会上，村党总支书记、合作社理事长李家斌提出了租用收割机收稻、大拖拉机整地的主意，理事们一致同意，并立刻作了分工安排。随即，合作社领导干在前头，社员们积极参与，短短8天完成了600多亩有机水稻抢收，接着用5天时间完成了青花菜抢种。 　　合作社服务意识和良好前景使村民信心大增，入社村民从去2007年的500多户，达到目前的700多户，基本实现全村覆盖。目前，戴庄人均纯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