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经营者经济监督的博弈分析.docVIP

　　国企经营者经济监督的博弈分析 　　举例来说,国有企业经营者具有财产经营权,若无有效的制约和监督,谁能保证他不会私侵国有资产呢?很多用金蝉脱壳之计操纵资产外逃、化公为私的例子就是回答。 中国 各种形式的国有资产流失每年几乎以千亿元计[2]。因此,在政企分开的情况下,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代表的政府对经营者的经济监督就成为一个必然选择。政府的监督与被监督者对于监督的反应就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博弈局面。双方较量的过程就是一个动态博弈的过程。 　　本文试图从博弈的角度,通过构建博弈模型,分析博弈双方的纳什均衡,寻求政府有效监督的策略。监督的成败,取决于这个博弈的均衡结果如何变化。 　　 　　一、博弈模型 　　 　　构建博弈模型的基本假定是:(1)博弈的双方分别是作为监督者的政府和作为被监督者的企业经营者。(2)政府监督的目的是防止因经营者可能出现的经济违规和败德行为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属于经济监督范畴。至于对资产增值和经营业绩的激励问题,则不属本文研究之列。(3)博弈中政府的策略集合为(监督,不监督);经营者的策略集合为(违规,不违规)。一切通过不正当手段谋取个人利益、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经济行为均属于违规。(4)被监督者进行策略选择的目标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其博弈的得益(效用)就是不同策略选择所对应的个人收益。这一假定的依据是,被监督者在进行策略选择时(选择违规还是不违规),考虑的必然是两种选择的个人得益的比较。当参与者通过非正当途径(违规)所获得的个人利益远远大于通过正当途径(不违规)的收益,那么,在缺少外界约束的情况下,就必然会选择非正当策略。参与者所有不正当策略的企图正是获取个人的自身利益。政府监督的前提,也正是基于对方存在选择不正当策略的可能性和现实普遍性。其实,在新企业理论中,企业行为等价于企业经营者的行为,同样采用“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个人”的假设而不再采用“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企业”的假设(杰克.J.佛罗门,1995)。这与现实情况是符合的。(5)由于政府经济监督的目的是保证国有资产的安全,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所以政府的得益(效用)可以设定为国有资产的现值,它等于国有资产的应有价值减去资产流失和监督成本后的剩余。 　　在以上假定的基础上,构建出如下博弈模型。在得益矩阵中,G为国有资产价值;C 0 为政府监督成本,亦即制度费用;C 1 为有监督情况下的国有资产流失,C 2 为不监督情况下的国有资产流失,国有资产流失包括贪污受贿、奢侈消费、资产转移等引起的流失,一般C 2 要远大于C 1 ,而且C 2 大于(C 0 + C 1 );P为经营者不违规情况下的正当收益(效用),包括薪酬收入、成就感、道德感、声望等,与个人的价值观有关;S 1 、 S 2 分别为有监督情况下和无监督情况下的不正当收益,即非法性、隐性灰色收入,一般S 2 大于S 1 ,而且S 1 、S 2 与C 1 、C 2 成正比,事实上,不正当收入是国资流失的形式之一;R为腐败的风险代价,它与腐败行为被发现的概率和制裁的严厉程度成为正比,在政府监督弱化的情况下,R较小,有可能使得R远小于S 1 。 　　 　　二、模型分析 　　 　　博弈中各博弈方的策略选择取决于对方所选策略情况下自身策略的得益(效用)。如果经营者选择不违规,政府选择监督的得益是G-C 0 ,选择不监督的得益是G,则政府的理性选择是不监督;如果经营者选择违规,这时政府选择监督的得益为G-C 0 -C 1 ,而选择不监督的得益为G-C 2 ,由于C 2 一般大于C 0 + C 1 ,故选择监督的得益大于选择不监督的得益,其理性选择显然是监督。 　　如果政府选择不监督,则经营者选择不违规的得益为P,选择违规的得益为P+S 2 ,此时经营者的理性选择是违规;如果政府选择监督,那么经营者究竟是选择不违规还是违规,取决于两种选择的得益P和P+S 1 -R孰大孰小,也就是取决于S 1 -R是大于零还是小于零,因此需要分两种情况作分析: 　　1. S 1 -Rgt;0。亦即S 1 gt;R。此种情况发生于政府虽然有监督但监督较弱或者监督不到位,使得被监督者违规时其不正当收益仍然大于违规的风险代价。因此,即使在政府监督的前提下,被监督者为了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仍然会选择违规。而且,违规是被监督者的占优策略(即不论监督者选择监督还是不监督,被监督者的理性选择都是违规),违规的发生就成为必然。这就是经济腐败现象泛滥的根本原因。此时,博弈双方的策略集合(监督,违规)构成一个纳什均衡。也就是说,给定一方在本策略集合中的策略选择,另一方也必然选择本集合中的策略,不会有任何积极性独自偏离。这一集合并非帕累托最优,特别是,这个均衡解对监督方来说并不理想,仅仅是一个“次优”选择,因为得益并不占优。纳什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