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认同-中国逻辑与国家建设侧重于西南民族地区的考察.docVIP

　　国家认同\中国逻辑与国家建设侧重于西南民族地区的考察 国家认同\中国逻辑与国家建设侧重于西南民族地区的考察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讲，都不能忽视国家认同建设。但不同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对于国家认同的理解有所不同，进而影响到国家认同建设的路径.L.。而对中国这样的超大型的多民族国家，寻找国家认同建设的内在规律就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侧重于西南民族地区的发展实际，并基于中国国家认同的变迁进程，，对整个中国国家认同的内在逻辑进行了总结，以期对中国未来的国家认同建设有启示意义。 　　历史变迁中上的国家认同 　　从学理意义上讲，国家认同即现代公民对国家的归属和忠诚，具有公民对所属政治共同体主动的认同，由之产生的凝聚情感使公民愿意积极地为共同生活效力，而且在共同体有危难时刻愿意牺牲自我，其共同体成员政治意识的表达，理性与言说的表达过程以及具有情感面向的凝聚力等特征，而对于传统帝国而言，与当时国家性质紧密相关，具有自身发展的印迹和内涵。因为就传统帝国而言，从国家产生之初就被社会赋予了独特的文化意义，塑造了黄帝等具有代表性的象征性符号，以黄帝后裔的历史传说为基础形成的历史记忆影响了中国人的身份认知，成为凝聚华夏各族的认同根基。从先秦开始，经过频繁的融合、兼并、扩张，进而形成了不断扩大的华夏族以及固定的心理和认知结构，如荀子所说的四海之内，若一家也。于是在形成共同而稳定的文化基础上，不同民族开始有了共同的文化认同感，随着秦汉帝国的形成，这种认同范围也在不断扩大，最终促成了大一统文化格局的形成。所以从一开始，传统帝国的价值选择、制度安排和行为方式以及可以利用的国家治理资源，就被深深的刻上了特定文化的作用和影响。而此后，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价值形态逐渐演进为整个中国社会的价值中轴和整合力量，成为推动国家认同的重要支撑力量。 　　但如果进一步探究，我们就会发现在古典中国社会中，由于局限于血缘、地缘等自然环境，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家庭、村寨等封闭生活体系，此时的少数民族成员的角色变化和身份变更非常狭隘并缺少大规模流动，其对于国家认识是非常模糊。同一国家中的人民彼此隔离，只有在从属于同一位君主这一点上他们才能彼此认同，于是，服从君主这种关系自然就成为最重要的关系，只有通过这种关系，才能建立并保持这样一个共同体。也就是说，古典意义上的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始终是与对君主和王朝的认同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往往效忠于本民族的代表性领袖，而这个民族领袖又效忠于高层次的传统帝国或者作为代表的皇帝，因而少数民族成员也就直接和间接的效忠于国家。加上君主和王朝的更迭的不断变化，传统的国家认同往往呈现出不稳定的状态。随着传统帝国疆域的扩展，具有优势的儒家文明影响了包括西南地区在内的少数民族统治和治理形式，其间存在的文化落差让大部分少数民族政权采取了接受汉族文化，并进行儒学教育等汉化政策。而对于普通少数民族成员来讲，包括艺术、服饰、文字在内的少数民族和儒家文化体系相互交流、相互吸收，文化已经变成了构成社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得以运转的润滑剂，看做共同价值完善而整合的一种构成方式。这种文化认同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国家疆域开拓而不断进行扩展，从而形成了以文化认同为核心的社会传播网络。在这个体现包容和多元原则的传播网络中，包括汉族在内的各个民族相互通过彼此文化的认知和体验，在实践中造就了心智结构，并规定了共同的关注原则和划分原则，规定了属于原有的学养的思想的思维方式，进而形成并获得中国人共有文化认同的价值、信仰、知识能力、精神创造和生活方式，汉文明和少数民族文明共同形成了集体意义上的文化认同，社会中的许多次群体，如职业群体、政治群体、地域群体、血缘与假血缘群体等等，都创造、保存与强化各群体的集体记忆。在一个社会中，社会记忆不断地被集体创造、修正与遗忘。在此基础上，各 民族形成了相互交融，不可分割的局面，通过文化力量涌现出的认同使他们自觉地联结成共同体，成为各个民族共同享有的精神资源，并在其与外界交往的行动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所以无论是汉族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吸收，还是少数民族文化对汉族文化的吸纳，在各个民族社会成员共同推动下，多元文化融合产生了巨大历史效应，历史发展到南北朝时期，原来称谓中国人改称为汉人。 　　不仅如此，在王朝更迭和政权变换过程中，文化传承过程中历史记忆的储藏器作用也被充分发掘，在不同民族的交往过程中，通过各民族历史在积极有效传播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同时，不断接触到由国家创造的社会情景时，获得认同所需要的价值信仰和能力。这样，各民族成员会自觉地对中华民族文化符号体系产生感应与认同，促进了少数民族对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认同。 　　所以传统帝国时代，少数民族对于国家的理解和认知基本上是基于文化意义上的，但是与其他认同类型相比较，仍然缺少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利益关联，显得非常的脆弱。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