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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历史上四次翻译高潮谈翻译理论的发展 张景丰(载《语言与翻译》杂志，2002年第三期) 　 摘要：通过对中国翻译史的回顾,尤其是对中国历史上的四次翻译高潮的回顾，研究翻译理论的发展,促进翻译水平的提高。 [作者简介］张景丰(1958-),女，汉族,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讲师。 关键词：翻译高潮；翻译理论；发展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823(2002)03-0048-04 　 翻译是不同民族进行交流的重要媒体之一。在中国历史上，周朝已开始设译官，此后出现过多次翻译高潮，每次高潮都涌现出许多优秀的翻译理论家，经百家争鸣，翻译理论不断发展、进步、趋于完善。因此要了解翻译理论的发展，须了解翻译的历史，总结经验。下面仅从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四次翻译高潮对翻译理论的发展予以探讨。第一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时期在三国时期，支谦的《法句经序》中提出了“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的译经原则。有人认为，支谦此序“可以算是最初的直译说了”（罗根泽语）。晋、前秦时道安继而在《革卑婆沙序》中提出了比支谦更为明确的主张，即“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道安涉及译论的佛经序文较多，最有名的是提出“五失本”、“三不易”之说。其意思是，翻译佛经在五种情况下会失去本来面目，有三件事决定了译事是很不容易的，因此必须慎之又慎。北朝末年及隋初，彦琮著《辨证论》，它可以看作是我国第一篇翻译专论，他主张译经“宁贵朴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可见他也是坚持忠实第一并倾向于直译的。以上三家的论点颇为近似，他们的原则可以概括为“重质朴，轻文采”。唐代僧人玄奘，其真本领在于翻译佛经，是中国佛经翻译史上集大成并后来居上的翻译家，他不仅译出了七十五部佛经，而且还把老子的部分著作译成梵文，成了第一个向国外介绍汉语著作的中国人。他的指导原则就是：“既须求真，又须喻俗”。“求真”即追求准确，要力求“忠实原作”，这是一切认真负责的翻译工作者的共同理想。同时必须“喻俗”，亦即使群众理解，这就是说要“通顺”。道宣在《续高僧传》中对玄奘及其前辈的佛经翻译作了比较，他说：“自前代以来，所译经教，初从梵语，倒写本文；次乃回之，顺同此俗。然后笔人观理文句，中间增损，多坠全言。今所翻传，都由奘旨，意思独断，出语成章。词人随写，即可披玩”。 不难看出，玄奘在翻译上已达到炉火纯青、得心应手的熟练程度。梁启超认为：“若玄奘者，则意译直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也。”（《翻译文学与佛典》）据印度学者柏乐天与我国学者张建木等人研究，玄奘在译经中成功地运用了补充法、省略法、变位法、分合法、译名假借法、代词还原法等等翻译技巧。第二次翻译高潮：明清两代在这次翻译高潮中，首先有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他们三位被耶稣教会人士称为“中国圣教三柱石”（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但是，他们的主要和有影响的译著，却不是“圣教”类著作，而是西方科技类著作。如徐光启和意大利人利玛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科技著作，开凿了引进外国先进科学技术的先河。徐光启在 1631年春上呈的《历书总目表》中，提出了翻译西洋历书必须分别轻重缓急，循序渐进的见解，并提出了自己的翻译思想：“臣等愚心认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也就是说，只有通过翻译才能“会通”（学习与掌握），只有“会通”才能“超胜”（超越与争胜）。清末，马建忠在其《马氏文通》中提出“善译”之说：“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当相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声音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这段话的义蕴是相当丰富而全面的。它涉及了风格学、文法学、修辞学，以至进入一般文化研究的领域。马建忠的“善译”标准，是力求与原文在意思上无一毫出入，而且使读者读了译文后能达到与原文读者相同的感受。这一提法，已与现代等值翻译理论非常接近。中国近代翻译事业的开拓者严复以翻译西方政治经济和科技著作为主，如《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等，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更为言简意赅地提出了“信、达、雅”三原则，被不少人奉为圭臬，历久不衰。除了这三字理论外，严复在翻译主导思想方面的论述也是我国近代译论的精华。他在1894年写的《论世变之亟》中，指出世人所注意的西方“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即使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者，“亦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可见，他提倡翻译西方社会科学，是自觉地抓了根本，是为了直探资本主义“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