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周正毅与孙大午.doc

为富不仁周正毅，为仁难富孙大午——中国民营企业家的艰难选择 　　这些天来国内国际舆论都在关注一系列巨富涉案的新闻：福布斯中国首富排行榜上有名的上海房地产巨头周正毅、钱永伟以及许培新等人大搞权钱勾结，疯狂聚敛，陆续落入法网。这些人的手段真是惊人：以周正毅为例，他可以“根据沪城建(2001)第0068号文的规定,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为零，”不掏一个大子儿就让官家把上海市中心的黄金地皮“批”给自己，然后以这白捡的地皮为“抵押”运动关系贷款数十（或说上百）亿，再倚权仗势赶走原住居民不许讨价还价——“上海首富”于是横空出世！ 　　耐人寻味的是，这几位“巨富”都出自房地产及高度相关领域。而正是这一领域我国的“巨富”高度密集：据媒体分析，去年福布斯公布的中国前百名巨富中“50%的企业家涉足或者以房地产为主业”。而房地产业又与金融资本市场关系密切到了水乳难分的地步：“地产企业的项目运作极度依赖资本市场，尤其依赖银行贷款。部分地产商更善于空手套白狼，完全利用关系和资本市场做项目。”我们知道，一个充分竞争的开放市场上每行每业都有赢家输家，但行业间则有利润率平均化趋势。“暴利行业”除了先行掌握技术优势的高新产业，就是出现于极度倚仗权力杠杆的垄断领域。我国如今真正拥有技术优势的高新厂商并不多，从中出现巨富的几率也不大。现有的巨富高度集中在房地产—金融资本领域。而我国搞了20年市场化，如今商品、技术的流通已经相对自由，劳务流动也算是有了一些自由，惟独地产与资本（金融）这两个领域开放程度最低，垄断程度最高，权力的作用最大。 　　而正是在这两个领域、尤其是两者交融的领域，巨富纷纷崛起。想想也是：即便我就是个白痴，只要我拥有的“关系资源”能够运动权力“批”到地、贷到款，想不当巨富都难！而除了“关系”比我更硬者外，谁又能与我“竞争”呢？ 　　这不，随手就有个例子：几乎与周正毅案同时，河北省以热心公益而著名的农民企业家孙大午于2003年5月29日被徐水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并抄没财产。据徐水县官方说：孙大午的公司此前“向公司内部职工及周围村镇居民”自愿集资了三千多万元，于是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而此前，以儒商自许、喜欢发表思想评议时政并且办有网站的孙大午曾就当地政府对民营经济的一些做法提出批评，其中提到他的企业由于不搞“关系”就贷不到款。他说：现在农民的钱大都存进信用社、农行，通过银行流进了城市，象城市设在农村的吸血管一样，吸去农村少得可怜的资金建设大城市。目前农村没有金融可言，也就没有活力可言。……外国的大财团或企业，只要有两个亿就允许他建银行，可是在农村却不允许私人开设小钱庄；……我这么大的企业从银行贷款都很难，更别说个体户、小企业了。 　　除了信贷无门，孙大午的文章还提到其他许多烦恼：从85年我搞企业，工商局就卡我的猪，让成车的猪热死，卡饲料，让成车的饲料烂掉，现在还在卡粮食，……再看土地，只要有钱，在哪儿建都不违法，而不交钱，农民在承包土地上搞农牧业他都说你违法，我那儿有全国最知名的养殖专家，有齐全的化验检测设备，但这些都无效，畜牧局一个普通职员，一个初中生用肉眼一看，说不合格，要罚款，你就得让他罚。再说精简机构，以XX县为例，水利局30个人编制，但真正开支的是330多人，土地局是400多人，城建局500多人，如果去查他们的花名册，在编的只有30到50人。部门利益的无边界化是妨碍企业与农民生存的致命环节。前几年县里的科局长每年的灰色收入不下10万，一个县60多个科局，一个局编制二三十人却养着三四百人的队伍，他们在干什么，不是一目了然吗？不信就看他们家的楼房，钱从哪里来？ 　　孙大午“犯事”之时，除公司财产被查抄外，他的网站更由于上述言论“严重损害了国家机关的形象”而被县里封闭并罚款1.5万元。他的《我为农民说实话》和其他许多手稿也被查抄。然而“三农研究”圈内的人都知道，孙大午讲的那些问题，尤其是农村金融“吸血”和农民企业贷款难等问题其实已经久招物议。今天许多农村不要说企业融资，就连乡村两级基层政权都是靠民间借贷维持运转，著名的“两级财政债务困境”中，正规银行贷款比重远不及私人贷款，亦即两级政权财政实际上都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他们与孙大午的区别，无非是他们有权而孙无权，他们借钱用作行政消费而孙则用作生产投资和公益投入。如果孙大午有罪，我国乡村大部分两级政权岂不都成了罪犯政权？ 　　事实上由于金融垄断为祸已显，近来中央有关部门已经把农村金融当作“三农问题”的重要内容谋求改革之道，许多地方尤其是一些沿海地区近年来其实已经着手开放并规范农村民间信贷，“因为如果查抄了这些民间金融，当地的民营企业就可能瘫痪，他们很难从国有银行获得贷款”。 　　其实，从徐水县官方的说法看，孙大午甚至还说不上“民间金融”：他并不是集资办钱庄，更不是搞“抬会”，他借钱无非是办公益或是充作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