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现代文学研究范式-.docVIP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现代文学研究范式?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现代文学研究范式? 　一 　　 　　现代文学史料是现代文学史的忠实记录，也是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必须去关注、去审读的一个重要领域，但是就现代文学研究而言，大家往往忽略并遗漏了该研究最重要的一个字：史。因此，精确地说现代文学研究应该是现代文学史研究。 　　这个史字特别重要，从语法学角度讲，一旦遗漏史字，研究基础就从历史研究转变成了文学研究，但从具体的研究范式上看，两者并不是一回事。 　　历史学家金毓黻在《中国史学史》里关于历史研究的方法论有这样的说法： 　　即就史学而论，亦无不用考证学，为其治史之方法也，果其所用之方法，日有进步，则旧书可变为新，否则不惟不进步，而且呈衰颓之象，则新者亦变为旧矣。是故研究之对象，不论其为新为旧，而其研制之方法，则不可拘守固常，而应日求其进步，其所谓新，亦在是矣。 　　金毓黻认为，历史研究要注重两个问题，一是史料要旧，二是方法要新，在研究过程中必须两者并举，缺一不可。 　　值得注意的是，在土耳其裔美籍历史学家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的名著《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中，有着另外一段话，与金毓黻的这段话相比，两段话放在一起，仿佛更能说明一些问题： 　　这一时期，顾颉刚的研究重心从 　　从理论上说，绝非所有的期刊杂志都有研究意义。 　　有些期刊杂志已经成了当代显学，如《观察》、《新青年》、《现代》与《万象》等等，对于刊物的解读、文本的分析、史料的辨酌，甚至装帧设计的研究，在海内外中国文学界、史学界都有了成规模的论文与学术梯队，甚至相关研究的专题专著在近年来也有了出版。纵然我们再获得这些史料，已然丧失了研究新意。 　　所谓研究新意，不但是要回到历史现场，更要寻找历史空白。当然我并非在这里撺掇后学者做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标新立异，而是避免重复做无用功。一手史料研究的好处是，可以钩沉史实，发现新论，但是其危险性就在于：若是没有完全的准备，很容易与前人研究相撞车，如有着足够的能力、充分的史料与敢于挑战前人的勇气，这种撞车未尝不可，说不定还可以推翻前论，从而使得对某一问题的研究更进一步，但是对于更多的研究者来说，论从史出的前论并非如此容易推翻。 　　那么，对于某些珍稀期刊来说，也并非全部都有着较强的史料意义。 　　从考古学的角度严格地说，任何文物都有价值，任何史料都有意义。但是史料意义的多少直接决定了从该史料出发成果的意义大小，笔者认为，有些现代文学期刊虽然是珍稀史料，但是却没有太大的研究意义。一般来说，这类文学期刊分为两类，研究者在下决心从史料出发发现问题时，一定要避免与这两类期刊打交道。 　　一类是残缺期刊。如果现有期刊只有半册，另外半册被其他原因拆散、毁坏，那么这份期刊的研究意义大打折扣，因为研究者不知道另外半册究竟讲了什么问题?是否还有着其他更为重要的问题?谁也不知道。史料研究最怕遇到孤证，因为任何历史的发生都不是片面、孤立的。因此，研究者若是遇到这类史料，一定留待以后再行甄别，万勿轻易下定论。 　　期刊的出版有着其自身的延续性与连贯性，研究者不但要在具体某本期刊、某篇文章与某页广告上摸爬求索，更要根据某期刊的延续性(某些只出了一期的期刊例外)来归纳其办刊规律，既要辨酌细节，又要顾及整体。因此，在这样的前提下，某些只有一册的刊物(创刊号、停刊号除外)也是没有太大研究价值的，因为研究者凭借一册刊物，不可能全面地知晓这份刊物的发展轨迹，尤其是现代史中战乱频发，许多杂志都是几易刊名、办刊地与主编，甚至出版时间都不规律。因此，若是研究者只有一册期刊，那么他所面临的研究难度会非常之大。若是遇到只有一册期刊的情况，最好想方设法搜集全套(或是某一特定年代如八年抗战内的连续出版)之后再就某一个具体的问题下定论。毕竟，历史研究无法脱离历史的语境，现代文学史研究亦不能超越这一真理。 　　另一类是无名期刊。这里所说的无名期刊并非是未见研究界提及的失踪者，而是一些缺乏研究价值尤其是缺乏文学史研究价值的期刊。因为连年征战，导致国民政府对于新闻出版的管理相对宽松，一些学生团体、文学社甚至宗教组织都有办刊的经历，某些刊物属于某些中学、非文学研究类学术团体、企业机构与地方文士所办，虽然历史久远，也可成套，但却缺乏一定的历史与专业语境，通过对这类刊物的解读，很难窥探以现代文学史为核心的若干重要问题我们这里只谈以文学史为核心的学术意义，当然，研究经济史、社会史、风俗史与语言史等等其他学科的学者，对于这些期刊必然不能放过。 　　 　　四 　　 　　我们再将话题回到德里克的那段话上，历史研究的方式在于史料研究，其目的在于研究导致那些对于史料的歪曲的决定性的社会动因，对于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我们也应该本着这个原则，甚至笔者之所以在这里反复强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