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大儒为何推重唐仲友.doc

明初大儒推崇唐仲友 耿健钢 明朝初年洪武大儒中，金华学者占重要席位。其中以宋濂、王袆、苏伯衡、胡翰等为代表。他们都是理学人士，然而他们无一例外地推重实学派的唐仲友。 理学信徒脱脱在编修《宋史》时，把与朱熹有过节的唐仲友排除在外，导致后人因此而贬低唐仲友。朱熹作为大学者被后世推重，但有美化过誉的地方。其追随者甚至不惜动用权力，销毁资料、诋毁他人来维护其“圣望”。这种作为与历史上一切文化专制手段没有差别，但此事引起社会的不满，至明代，开国文臣宋濂写了篇《唐仲友补传》，为唐仲友正名。但朱熹的门徒悉数收购《唐仲友补传》予以毁灭，所以至今《宋濂文集》中没有《唐仲友补传》这篇力作。浙东理学名流吴师道“经义一本朱子，排斥异论。有诋朱子者，恶绝弗与言。”其所编《敬乡录》，即将曾与朱熹相互攻汗的唐仲友绝对摈斥在外。到了清代，曾任徐州府知府的张作楠，也千方百计为唐仲友翻案，曾写了篇《补宋潜溪〈唐仲友补传〉》，世称“补补传”，结果又由于朱熹门徒作祟，这篇补传也散失于民间，直到近来张根芳先生觅得旧本重新刊印才又面世。 但是，洪武诸儒对待历史却是另一种气度。他们虽然在感情上尊崇其先辈，并像其先辈一样也好谈“道统”，但他们绝无其先辈那种强烈的宗派情结。他们对唐仲友及其经制之学的由衷赞美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苏伯衡不仅称道唐仲友的学术和人格，而且认为：“尚论道统，由周、程等而上之至孔、孟，由孔、孟等而上至三王，又等而上之至五帝。经制者，二帝三王之治迹也。闻之曰治本于道，道本于心，得其心与道而后其治可得而言，则经制与性理固相为表里者也。苟从事性理，而经制弗讲焉，不几于有体而无用乎？”王袆则以唐仲友的帝王经世之术为“圣贤之所以为道者”，更称：“永嘉经制之学，要在弥纶以通世，操术精而致用远，博大宏深，封殖深固，足以自名其家也。论者顾谓其说不皆本于性命，以故近时学者一切党同伐异，唯徇世宠之为务，徒鹜于空言。其将何以涉事耦变以适世用哉？鸣呼！永嘉之学可弗讲乎？”这一事例从某种侧面体现出洪武诸儒学术上的宽阔胸襟。 适应元末明初由乱而渐趋于治的社会现实需要，洪武诸儒不尚性理空谈，力倡经世致用之学。宋濂认为，《五经》和孔、孟之言绝非“浮辞”，真儒之价值当在积极用世。他说：“夫《五经》，孔、孟之言，唐虞三代治天下诚效存焉。其君尧、舜、禹、汤、文、武，其臣皋、夔、益、伊、傅、周公，其具道德仁义礼乐、封建井田，小用之则小冶、大施之则大治，岂此浮辞而已乎？”王祎也认为：《六经》，圣人之用也。圣人之为道，不从有诸己而已也，国将推而见诸用，以辅乎天地之宜，财成乎民物之性，而弥纶维持乎世故，所谓为天地立极、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者也。……《六经》者，圣人致治之要术，经世之大法，为国家天下者所不可一日以或废也。孔子尝曰：“我欲托诸空言，不如载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宋濂、王袆、苏伯衡、胡翰等为代表的洪武诸儒的这些思想具有创造活力，充溢着勃勃生机，顺承着儒学发展的内在理路，并适应了元末明初社会的现实需要，故能大行于世，影响了有明一代的社会政治、文化教育和儒学发展的路向，如全祖望《宋文宪公画像记》称道洪武儒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宋濂“以开国巨公，首唱有明三百年钟吕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