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的政策选择.docVIP

　　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的政策选择 近年来，我国高等 教育 发展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2005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504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21％，高等学校在学人数达2300万人，规模居世界第一。2006年5月，国务院决定适当控制招生增长幅度(计划比2005年增加5％)，相对稳定招生规模，切实把重点放在提高质量上。[1]这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从以外延增长为主向以内涵发展为主的模式转变，也标志着 中国 高等教育完成了补偿性增长的阶段而跨入了适应性发展的新阶段。本文试对高等教育内涵发展政策的依据进行重点探讨，并提出相关建议。 一、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的政策依据 高等教育发展方式可以根据发展主要是靠要素投入还是资源效率提高分为外延发展和内涵发展两种。外延发展主要通过增加新校(院、系、专业)、增加教师数量来扩大规模；内涵发展则是通过挖掘现有学校的潜力、提高现有学校的资源效率，来实现总体规模的扩大。这两种模式不存在孰优孰劣的差别，而在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政策选择。 在连续几年以外延发展方式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后，高等教育必须实现外延与内涵相结合、以内涵发展为主的新模式。这基于以下理由： 1．高等教育发展的“稳定值现象”为内涵发展提供了政策基础 从世界范围看，高等教育发展与 经济 社会 发展之间存在一个“稳定值”现象，即在经济社会发展初期，入学率有一个较快上升的过程，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入学率就会稳定下来。从1999年扩招以来，高校招生每年的增幅是，1999年为47．4％、2000年为38．2％、 2001年为33％、2002年为10％、2003年为5％。量的增幅逐年下降，除了基数扩大的因素，还有提高质量。在我国，高等教育经过快速增长进入大众化阶段后，通过适当盘整，这符合 科学 发展观的内在要求。 美国、日本、韩国等国近50年来高等教育学生规模的扩张均略快于经济的发展速度。美国1947- 1995年高等学校学生数年均增长3．8％，略快于同期 GDP的年均增长率3．2％，学生数与GDP指数的相关系数为0．97。日本、韩国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8、 0．99，也呈高相关。另外，这三个国家高等教育跨入大众化阶段之后，其学生数年均增长幅度基本处于 0—10％之间，呈小幅波动的稳步快速发展态势。[2] 2．高等教育发展数量质量间“钟摆式回归”为内涵发展提供了政策机遇 高等教育数量与质量是一对矛盾，许多国家都经历过高等教育从数量增长到质量下降、再到控制数量到提高质量的发展过程。例如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在经过二战以后大约30年的发展，80年代进入了以提高质量为中心目标的 时代 。美国高等教育 80年代进入了普及化阶段之后，在强调继续扩大高等教育数量的同时，提出要“全力以赴地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所以，扩大规模与提高质量间的“钟摆式”现象在世界上始终存在。 二十多年来我国致力于高等教育的数量扩张，特别是1999年以来，通过全力推进，我国完成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数量目标。当然，这种跨越式发展，只有在中国才能发生。如1999年，全国普通高校计划招生数159．7万以上，与1998年的108．4万相比增幅达 46％。 当然，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以后，必然会引起相应的质量变化。尤其在质的规定性方面(特罗的11个维度)相应的变化必然会产生：包括教育观念的转变、教育功能的扩大、培养目标和教育模式的多样化、课程设置、教学方式与 方法 、入学条件、管理方式以及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等等。如果只追求量的增长而不顾质的变化，将由于“无法解决增长所引起的 问题 ”而陷于两难境地。最后的选择只能是“要么进一步增长，要么停止增长。”[3] 3．高等教育从补偿性到适应性发展的转变为内涵发展提供了政策环境 从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看，二战后世界高等教育增长主要表现为补偿性增长和适应性增长两种方式。前者是指高等教育在较低的起点上，为了弥补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所采取的快速、急剧的增长方式，这种增长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具有补偿的性质；后者是指主要 工业 化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在没有受到外力的压抑和扭曲的条件下，教育发展合乎逻辑的延续和增长。 由于我国高等教育起点低、发展慢，加上“文化大革命”的 影响 ，所以一直处于补偿性增长阶段。据 UNESCO统计，1985—1995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各国平均水平由12．9％上升到16．2％，其中发展中国家仅由6．5％上升到8．8％，而发达国家已由39．3％快速上升到59．6％。[5]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002年达 15％，2003年接近17％，2004年达19％，2005年为 21％。据此，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达到并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标志着已经完成补偿性增长而转人适应性发展阶段。 从世界整体看，世界银行把适龄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