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走出去”战略背景下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反思.docVIP

　　文化“走出去”战略背景下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反思 文化走出去战略背景下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反思 　　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少数民族文学不仅肩负着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文化的使命，更是中华文化的特征和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通过翻译推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和文化走向世界，展现中国少数民族自身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族群特征，将有助于中国国家形象建立以及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务实推进。是故，在翻译学的视阈下，采取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思路，反思并确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的本质、翻译目的，探讨切实可行的翻译策略，不仅具有一定的翻译学意义，更能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一 走出去与文化建构：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翻译目的 　　走出去文化战略的提出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 走出去的文化战略即着眼于将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所依赖的文化价值推送出去，在世界范围内发挥影响。这也说明，在走出去的文化战略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翻译在异域建构中华文化，扩大中华文化价值观念在世界的影响力。继而，如何建构文化成为了译者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Skopostheorie）将翻译视作一种有目的的行为（a purposeful activity），旨在强调目的之于人类行为的重要性，也即，行为会产生一种结果、一种新的情景和事件，并且有可能产生本文由.L.收集整理一个新的文本①。根据德国功能派学者汉斯弗米尔（Hans J.Vermeer）的理解，任何翻译都是面向预期受众的，因为翻译是在目的语语境中为实现预期的翻译目的，并针对特定语境中的目标读者创制文本的行为②。将翻译视为面向受众的语言转换行为突出了预期受众和目的语文化语境的重要性。由是满足特定语境中读者的需求，使之为目的语文化所接受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翻译重要的翻译目的之一。基于此，翻译就不再是一种单纯的语言转换行为，而是一种文化翻译，其成功有赖于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在目的语文化中对自身文化的阐释和重构。在全球化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语境中，语言的复杂性与文化的多元性确立了翻译的必要性。译者和目的语读者同为中介者，借由对翻译行为和译作的理解来阐释和构建文化。 　　事实上，文化本身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概念。这一概念模糊不清，我们究竟是尝试将文化作为一个人类学中的术语（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全部行为）呢，还是视作一个美学的概念（人们如何进行创造性表达时的全部行为）呢？更复杂的问题其实是不同的文化是如何来理解文化这一概念的。③然而，不可否认，文化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的普遍主义观念。人类总是依照文化去行事和认识世界。伊格尔顿在谈及后现代语境中人类的认知方式时提出：当下文化已经替代了上帝和自然成为了整个世界的基石。④文化的建构和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已经成为当下极其重要的事件。对民族国家而言，一方面，在民族身份的构建中常常包含大量的、有意识的文化构建⑤。文化所一直强调的并非普世性的价值观念，而是特定民族和族群所创造的价值，注重展现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和族群特征。另一方面，不同民族的文化和价值观念需要借助差异才能在新的语境中重构。正如斯图亚特霍尔看来，一些深刻而重要的差异，它们构成了真正的现在的我们⑥。没有差异，也就没有对自我和他者的认识。文化价值的输送和文化的建构需要借助差异来完成。 　　很明显，无论是翻译的过程还是翻译的行为都凸显了不同文化和语言之间的差异。作为展现差异和族群特征的最佳场域，翻译能够帮助目的语文化与他者展开持续的对话。尤其是对目的语读者而言，译作提供了一个极其特殊的场域，用以捕捉他者（otherness）。在《文学文化理论关键词》一书中，作者特别指出：鉴于差异问题既是政治性的也是本体性的，这也说明差异问题从某一方面来讲，其根本也是与语义有关的。⑦因而，所谓的差异是多重的，包含语言和文化两个不同层面。就少数民族文学翻译而言，译作所要展现的正是少数民族文化和语言的双重他异性（alterity）。由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在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文学翻译。在美国翻译理论家安德鲁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看来，文学翻译是要传播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众所周知，文化资本这一概念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反思社会权利运作时提出的，强调的是资本、场域和惯习之间的紧密关系。由于文化资本必须通过继承和积累，少数民族文学翻译的关键不在于如何表征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审美特性，而在于如何通过文本让异域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华文化，认识中国少数民族悠久的历史、独特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族群特征。从这一层面上而言，少数民族文学的对外译介既是以目标语语言、文化和读者为导向的（target-culture and reader oriented），同时也是以源语语言和文化为导向的（S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