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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陆与海相互引领的界限上思考 　　问:我们都知道您的人生经历非常复杂,甚至具有传奇色彩(您在《记忆中的影子回旋曲》一文中曾说:“10岁解放,20岁失学,30岁坐牢,40岁入翰林,50岁南迁,天之涯,海之角……”),我们想首先请您谈谈您的如“影子回旋曲”般的青少年时期的学习、生活经历,对您日后的生活以及如今的思想“面容”具有怎样“原初赋形”的意义?最初激发您开始学习哲学的主要动因是什么?在《禁止与引诱》“自画像与面具”第50条,您为什么说“不是智力,而是承受力,把我引入哲学――这个死而复活的受难地”?我们还注意到,您在《记忆中的影子回旋曲》开篇就引用了“点苍台白露冷冷,幽僻处可有人行”这句诗,并认为它“成了命运”。我们想知道,为什么说它“成了”命运,您所讲的“命运”又该怎样理解? 　　答:我想先说一句,有些问题是回答不出来的。或者,它已经存在于你们获得问题印象的那个地方了。比如《渎神的节日》、《禁止与引诱》、《记忆中的影子回旋曲》等。再说它没多大意思,特别是离开它的语境单挑它出来说,一定会走样的,像诉说,败坏你们阅读的原初印象,何必呢?我下面说的,仅仅是我读问题的当下感受,可能并不是你们想要的,很抱歉。 　　传统哲学或哲学家会说,只有把“这个”问题去掉,哲学才真正开始,因为哲学只问一般不问个别。对这种哲学来说,哲学家个人仅仅是中介,即是传送“这哲学”的运载工具,传送到了它也就消失了,像亚里士多德“来了,写作,走了”构成一生,“它完全消失于中介过程不在结果中留下任何痕迹”(黑格尔/马克思语)。如果“这哲学”是彻底的,它就应该是无名,比如,“亚里士多德”就应该取消,用一个专名去命名通名或无名的哲学岂不悖谬?之所以“这哲学”如此强调一般,那是它把自己太当普遍真理看待了,它有意无意掩盖起自己的意识形态本质,即掩盖了个人进入存在(塞入或抽取―存在)的特殊角度了。 　　当然,否定哲学的无专名普遍性一点不排除不同个人的哲学会有非常不同的存在形式或时空形式,有些个人的哲学的确会成为中介消失于别的哲学中而不留下任何痕迹。我大概属于这种消失的中介哲学吧。 　　我的经历只是突出了两点:一是来自苦难或不幸的存在意义,一是来自语言自身的临界启示。它使我像阴影一样地走在“幽僻处”,即更多地临界着被光遮蔽着的光自身的黑暗。这或许意味着,不同于传统哲学之现代转型的“现代中国哲学”,直接承担中国现代命运的“中国现代哲学”,本来就在苦难的阵痛中,它是从任何外界现成拿来人家的“现代哲学”所无法根植、代替或冒充的。借鉴的他人性永远是他人性,冒充不了自己性。而要做回这一点,看不见借光自身的黑暗,自己就只能笼罩在借光中,根本不能在借光的临界中找回(呈现)自己应有的身位。但我们沐浴在他人的光照中太久了。我只能走在“幽僻处”。这是命。 　　 如果一定还要我提示点什么,我请求你们更多地注意我的语言或文字。我终身寻求着它的质地与临界性。 　　 　　问:从《渎神的节日》(尤其是“墙”和“圈”两章)一书中,我们得知,您1969年9月被捕入狱,1976年5月被“有罪释放”,回武钢四中监督喂猪三年到1979年,正好十年。这种几乎粉身碎骨的经历让您对“文革”形成了怎样的印象与记忆?您在《中国现代性思潮中的“存在”漂移?――“西学中取”的四次重述》一文中分析说:“苦难有多种形式,战争的、非战争的,贫穷的、富有的,不道德的、道德的,甚至理想的,中国人都要缩影般地从头经历一番。最后,同根生的‘技术’跟‘阶级’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阶级’不是漂移,而是沉浮了。”我们该怎么理解阶级和技术的同根性以及二者触发的苦难形式? 　　答:正因为经历了“文革”,我才懂得“苦难”有多种形式,如“战争的、非战争的,贫穷的、富有的,不道德的、道德的,甚至理想的”。如果经验枚举,每一种都容易找到苦难事实证明。也就是说,总有大部分人无辜地落到各种形式的苦难中。我说“无辜”是因为无辜者平白承担着他人制造的风险。“本质主义”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代价。否则就是“相对主义”,无进步可言。然而苦难毋宁正是对“本质主义”而言的,本质主义只把它认为“好的目的”拿来追求,既忘了自己目的的片面性,更忘了攫取目的的手段超出目的带来的破坏,还看作必然性,破坏不过是代价,更把破坏变成价值使被破坏者忍受“应该的”厄运,这就准备着或导致历史过程的双重背叛:目的遭遇反讽,厄运伸张正义。是不是“相对主义”了?不是,而是“本质主义”自身的局限所致。忘了它,就像“光”以为自己是纯粹的光明而成为双重遮蔽看不见自己的黑暗一样。 　　懂得这一点,并非要人放弃决断与行动,而是让人清醒自身的价值限度而谨慎从事、承担责任,并更深地意识到,即便是伟大的行动也难免“神圣的罪业”,从而保持敬畏。人想逃避到绝对正义中,要么是狂妄,要么是自欺,只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