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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雨中摇曳的灵光 　　摘要:梁启超有曲折的人生,伴随他的还有其变化不羁的思想。本文介绍乐梁启超文化思想变迁的过程、分析了其文化思想变迁的原因和影响,以及笔者对此的评价。 　　关键词:梁启超;文化哲学思想;儒学;西学 　　中图分类号:B0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992(2010)05A-0230-02 　　 　　一、梁启超文化观的发展历程 　　19世纪中叶,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在对中国肌体进行肆意践踏的同时,西方的学术文化也随之纷至沓来。这些带有浓厚异域色彩的文化改变了中国学术界以至全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前进步伐,中国似乎一夜间从传统的封建社会跨进近代社会。其间中学和西学、旧学和新学、传统学术和近代学术发生了激烈的斗争和逐步融合。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梁启超的思想也在不断的相互激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任公的思想也在不断的变化。 　　(一)早期 (约1890―1898年)“中体西用”式的文化观。 　　梁启超出生于普通的农耕人家,而这种普通的农耕人家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的脊梁,使中华文明得以代代相传。1890年梁启超师从康有为,这是任公思想转折的开始。康有为对西学有着广泛的了解,使梁启超看到了新的学术天地,树立了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 　　梁启超看到中国封建帝制的腐朽与没落,提出“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的思想。在孔孟儒学的旗帜下,任公宣扬西方民主学说,攻击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他以《清议报》为阵地发表了《戊戌政变记》,详细阐明了戊戌变法的历史真相。在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之后,西方的民主主义思想真正走进他的心灵深处。 　　梁启超作为一个由地主阶级向资产阶级转化的知识分子,虽始终未能跳出“中体西用”的框框,但他对传播西学作过努力,对传统文化作了不留情面的剖析,这一时期是他的文化观的上升时期。 　　(二)中期(1900年―1918年),“中西徘徊”式的文化观 　　1900年至1903年,梁启超流亡海外,他的文化观获得新的发展。他抛弃维新变法时“保教”的理论口号,引进西方“自由”观念。他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不是整个世界,而只是世界的一个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任公离传统的儒学思想越来越远。但他并不打算使中国和自己的过去决裂,在对待中西文化思想的问题上,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折中主义者。任公主张:不要做中国旧思想的奴隶;不要做西方新思想的奴隶。[1] 　　1903年以后,梁启超对待文化问题的态度日趋温和。他这一时期是“避革命之名行革命之实”。[2]内森认为:“1903年以前,梁启超是一个乐观的改良主义者。1903年后,梁启超到美国旅行了一次以后,成为一个悲观的改良主义者。”[3]梁启超不再盲目地歌颂自由共和。他说:“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吾今其毋眩空华,吾今勿圆好梦。”[4]他评价中国国情,不是仅囿于对自身的观察以及对西方实际的臆测,而是根据实地见闻,从中西对比的视角下进行。 　　(三)晚期(1918――1929) “以中补西”式的文化观 　　1918年,梁任公在游历欧洲之后改变了文化价值取向。当时经历过一战的欧洲正面临着深刻的社会危机,欧美的一些思想家、政治家正急切的从东方寻求救世良药,中国的文化毋庸置疑是首当其冲的。任公不幸看到了巴黎和会的丑陋嘴脸,于是,他舍弃了否定传统倡导西学的旧说,将走向世界的目光重新聚焦在自己的传统文化中。 　　在轰轰烈烈的“科玄论战”中,任公也坚定地站在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战壕中和科学主义针锋相对。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梁任公成为现代新儒学的开路先锋。 　　二、梁启超思想“摇曳”的原因 　　首先,梁启超文化思想具有鲜明的实用主义性。“文需有益于世用”,无论是任公大力宣扬西学的高呼还是努力推崇中学的呐喊,都不是师出无因的。 　　甲午战争的失败给四万万中国人带来了极大的痛楚,举国上下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为了能够实现中国的救亡图存,他转而倾向于西学。但反传统的战略并没有实现它预期的功利目的,戊戌变法失败了,这使任公不得不重新思考西学在中国这块土壤的适应性问题。他逐渐抛弃了把西学作为救亡图存的灵丹妙药和制胜法宝,看到了西学和中国国情的巨大现实反差。于是,任公放弃了西学转而投向中华传统的怀抱。在一定意义上讲,无论是反传统还是对于传统的复归都带有很大程度的政治色彩。 　　其次,梁启超的“中国精神”具有无比的坚定性。1899年梁任公在《清议报》上发表了两篇文章,《国民十大元气论》和《中国魂安在乎》。在这两篇文章中,任公开始探索在中国如果要建成现代的国家,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国民与之相匹配。最终他发现:“今日所最要者,则指中国魂是也。”[5]任公认为,未来中国所需要的国魂是独立自主精神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