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艺批评的阿Ｑ性格.docVIP

当代文艺批评的阿Ｑ性格 　　与文学批评、戏剧批评、美术批评、影视批评等文艺批评界的名门望族相比，音乐批评历来是个弱小部落。加之音乐批评自身问题多多，与大文艺批评界的联系和交流极少，每每坐井观天，因此常怀自惭形秽之心。 　　这次有幸作为音乐批评界的代表应邀参加2007年12月10－12日由北京市文联及《文艺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的“批评与文艺：2007?北京文艺论坛”，见到许多叱咤文坛的批评大家，听到若干语惊四座的高谈阔论，收获不小，感触良多；特别是某些中青年批评家之即席演讲，或视界开阔，或观念新奇，或思考深邃，或语言华美，或诸端兼而有之，方知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战旗猎猎、猛将如云，其前途之不可限量，非音乐批评界堪比也。 　　然“论坛”令我最感兴趣的话题，莫过于当代批评与宏观环境相互关系的论说与争鸣。 　　在这个问题上，发言者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当代批评之所以整体失语，乃是宏观语境的不健康使之然，是这个时代谋杀了文艺批评；另一派则不然其说，认为当代批评家不应推却自己的责任。两家从“不同主张、各自表述”开始，最终发展为指名道姓、针锋相对的争论与辩驳。 　　面对这场争论及两派之说，我发言的核心观点是“不同角色、各负其责”，因此属于典型的“和稀泥派”。 　　“时代谋杀批评”论的最可宝贵之处在于它对于宏观语境的强烈批判精神，以及渗透于其中的愤世嫉俗情绪。文艺批评以及文艺创作的自由思想和自由表达，当然有赖于宏观语境的法制化和民主化建设。然而，在一个宣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从提出的那一天起根本没有认真实行过的时代，在一个宣称“文艺创作无禁区”但至今依然藩篱众多的时代，在一个宣称“不要横加干涉”但文艺家却连遭“竖加干涉”的时代，自由呼吸和自由表达这个当代文艺及批评的生存必需品时而有成奢侈品的模样。时至今日，在音乐界依然有某些“爱国教授”利用意识形态高层行政手段武断打压正常批评、保护学术腐败的事件发生，就为“时代谋杀批评”之说提供了最新的例证。不仅如此。在某些因素的威逼利诱之下，一些善于察言观色的批评家起初是悄悄地、渐渐是明火执仗地做起暗送秋波、谄媚逢迎、合谋独占主流话语权的营生，其作派简直与旧时后宫争相邀宠的嫔妃佳丽相仿佛，由此养肥了一部分文坛浮士德，而某些文艺评奖则成了文坛列强巧取豪夺的“巴黎和会”，肆无忌惮地在饕餮盛宴上狼吞虎咽。更为可悲的是，面对文坛边是颂歌盈耳、边是垃圾遍地的现实危局，对往日噩梦有杯弓蛇影之惧的当代批评家或是缄口不语，或是临阵脱逃。 　　有鉴于此，当代文艺批评宏观语境之亟待改善，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批评家作如此之登高一呼，实乃上应时世、下得人心之举。对时代条件负有“宏观指导”责任的相关部门和历届“冒号”们，难道不应当从中吸取教训并引起深刻反思，为当代文艺创作与批评之拆藩篱、松捆绑、立法制、倡民主做几件实事、开一代新风么？ 　　但把当代文艺批评的一切问题和责任都归咎于时代，毕竟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了。 　　首先要肯定时代在进步。当代批评家能够公开说出“时代谋杀批评”而不必付出送去劳改、抓进班房之类惨重代价就是一个进步，大多数同行再也不会为此而向有关部门打小报告陷害邀宠就是一个进步，我们今天大谈尼采、康德、弗洛伊德、汉斯立克、苏姗?朗格、罗曼?茵加尔顿等西哲及其学说而不必戴上“资产阶级”帽子，也是一个进步。总之，与30多年前闭关锁国、思想禁锢、一元独霸相比，当今时代之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多元并存则是一大进步。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再来批评时代语境的种种弊端，敦促它言行必果、励志改善，必因其持论科学、事实坚挺、论据充分、要求合理、态度诚恳而无懈可击。 　　再说，当代批评家除了谴责时代并在其中扮演“冤男”“怨妇”角色喊冤叫屈、等待英明翘望开明之外别无他事可做，我看也未免太轻松愉快了一些。 　　当代文艺批评如果只能在某些温度、湿度、阳光、水分最为适宜的条件下生存，那就与暖房中的花朵何异？固然暗香袭人、魅力四射，毕竟柔弱娇嫩，经不得风雨，无需多时便枯萎矣；而茫茫大漠中的胡杨，虽其貌不扬，却能百年不死、百年不倒、百年不朽，于无边蛮荒地、酷热严寒处益显其生命力的顽强。 　　遥想鲁迅当年，白色恐怖遍于国中，砸报馆、封杂志乃至恐吓、暗杀事件屡有发生，其宏观语境之严峻，与当今之莺歌燕舞气氛，自是不可同日而语，然鲁老先生硬是写出一篇篇铿锵檄文，将手中之笔化为匕首、投枪，刺向人间黑暗与不平。对此，毛泽东曾以“骨头最硬”赞之，奉为“中国新文化的方向”。 　　再看贺绿汀，生当适逢“百家之中，无非两家，一家做主”的万马齐喑时代，历经打成“右派”、“胡风分子”以及“四人帮”和极左思潮的政治高压，头顶“资产阶级”帽子，老人家硬是不肯低下高贵之头、曲起如铁之膝，在《论音乐的创作与批评》（1954）、《对批评家提出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