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化的《汉宫秋》.docVIP

陌生化的《汉宫秋》 　　“陌生化效果”(verfemdungs effekt，或译“间离效果”)是布莱希特戏剧理论的重要概念。大多数时候，人们把它当作一种表演方法，即演员在表演时与所演的角色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不是化于角色之中)，使观众能保持一种清醒的批判态度(而不是与剧中人物发生共鸣)。但“陌生化”首先属于认识论的范畴，用布莱希特的话说：“什么是陌生化?对一个事件或一个人物进行陌生化，首先很简单，把事件或人物那些不言自明的为人熟知的和一目了然的东西剥去，使人对之产生惊讶和好奇心。”(《布莱希特论戏剧》，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版，第62页)可见，陌生化是理解事物的一种特殊途径，它有助于加深对表现对象的艺术认识，有助于揭开生活某些方面的本质真实。而历史在进入文学领域的过程中，总有一些东西被遮蔽，一些东西则显现或被改造，从而形成“历史的陌生化”，本文即拟从这一角度，谈谈马致远的名剧《汉宫秋》。 　　马致远是元曲四大家之一，《汉宫秋》是他现存八种杂剧的代表作，是历代昭君故事中的一朵奇葩，以其新颖的主题、宏美的场景及个性化的人物，被称为中国十大古典悲剧之一。 　　比较一下陈与郊的《昭君出塞》、无名氏的《和戎记》、尤侗的《吊琵琶》等昭君戏，《汉宫秋》可说是对历史进行了大胆的陌生化。据《汉书?元帝纪》： 　　 　　竟宁元年舂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向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垂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竞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嫱)为阏氏。 　　 　　由上可知：(1)匈奴内乱初定，呼韩邪恢复向汉王朝的朝贺之礼，汉匈实力的对比应是汉强于匈奴。(2)昭君当时的身份是“待诏”(入宫后在掖庭待命的女子)，可见并未得到元帝的宠幸，更不是什么“西宫娘娘”(“近前来听寡人旨，封你做明妃者”――第一折，本文所引皆据王季思主编《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 　　《汉书?匈奴传》又载： 　　 　　王昭君号宁胡阏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复株?t单于复妻王昭君，生二女，长女云为须卜居次。小女为当于居次。 　　 　　由上可知：昭君出塞后与呼韩邪生了一个儿子，又依胡俗，与复株?t单于(呼韩邪大阏氏的长子)生了两个女儿，所以更谈不上未入匈奴便“投江自杀”(见第三折)。 　　又据《后汉书?南匈奴传》： 　　 　　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生二子。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 　　此处，昭君的身份仍是掖庭宫女，仍是终老匈奴。只不过多了“怨”的内容：(1)“不得见御”之怨(即传统的“官怨”)；(2)“一女不事二夫”(更何况此“二夫”为父子)的封建礼教与匈奴风俗的矛盾冲突之怨(而且“娘家人”也不给她撑腰)。另外，此处还多了元帝的“悔”，这也为后世文人埋下了二人爱情纠葛的酵母。 　　马致远大胆地改变了史实：(1)变汉朝实力强于匈奴为弱于匈奴(在此之前只有唐代的《昭君变文》把匈奴写得相当强大，足以与汉王室相抗衡)，这就改变了和亲的性质，才有昭君出塞的悲剧色彩；(2)把元帝赐宫女与藩属改为被迫送心爱的妃子去和亲，突出爱情悲剧；(3)对毛延寿的改造。《西京杂记》提及元帝因失去昭君而杀了许多画工，其中“画工有杜陵毛延寿，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真……同日弃市”。马致远将毛延寿由画工改为奸臣，并使之成为拆散元帝与昭君的罪魁祸首；(4)昭君投江更是马致远的惊人之笔。东晋孔衍(一说东汉蔡邕)的《琴操》说昭君不肯嫁给复株?t单于“吞药”而死，表面上看马致远似乎是沿袭了这一说法，但是《琴操》中昭君之死带有封建贞操观念的陈腐气，而《汉宫秋》中昭君于出塞路上投江自尽既有殉情之意(“汉朝皇帝，妾身今生已矣，尚等来生也”――第三折)，又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民族气节，这一改动，有“点铁成金”之功。 　　通过以上的改动，我们发现，历史上的“昭君出塞”已面目全非，达到了陌生化的效果。那么马致远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改动呢?归纳起来，大概有如下几点： 　　(1)反抗民族压迫。元代宋不是简单的政权更迭，更有着难以调和的民族矛盾。马致远生活的年代(约1250－1321)正是元蒙吞没南宋之际(1276年临安失陷)，蒙古铁骑蹂躏大江南北，民族矛盾相当尖锐，剧中匈奴大兵压境、强索昭君正是时代的反映。 　　(2)借昭君以死殉汉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也曲折寄托了元代人民对亡国的怀念与哀思。 　　(3)批判了孱弱的汉族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