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大运河对唐朝经济文化的影响.docVIP

隋大运河对唐朝经济文化的影响 　　一、 隋大运河对唐朝经济的影响 　　 　　隋大运河作为连接中国两大地区的运输纽带，它的开通，大大促进了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给长江流域的开发注入了一股强大的动力，并最终使唐朝的经济重心发生了战略性转移。如何看待隋大运河对唐经济的影响，关系到我们是否能正确认识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问题。 　　隋大运河的的开通，没有为本朝经济带来什么益处，但却遗惠于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正如皮日休曾在《汴河铭》中所说：“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作为连贯南北交通的动脉，它沟通了长江、黄河的水运交通，全国各地的大商巨贾，弘舸巨舰，往来不绝。唐代统治者执政以后，对隋代修筑的水上交通设施又进行了整修，使之更适应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大运河，虽然旨在运输漕粮及各地搜刮来的财富，但在客观上，又促进了水运交通的发达，使得沿岸一带商业发展迅速。运河之上，贩运物品的商船，穿梭往来，一派繁荣景象。运河所经之州，如运河和黄河相遇处的汴州等，都成为繁盛一时的都会，成为物资和人文荟萃的地方。在一些新兴城市中产生了柜坊、飞钱等早期汇兑的新方式。当时，“通济渠，西通河洛，南达江淮……其交、广、荆、益、扬、越等州，运漕商旅，往来不绝。” 　　唐代的商业性质这时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已由过去的偶然交换和土特产品的贩运，过渡到固定的城市商业。城里的商人不再游踪不定，有了固定的经营点，并出现了“行”这种组织。 　　杭州是隋唐之际兴起的商业城市，到了唐代，更是繁荣富庶，所谓“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户数由贞观中(627―649)的35071户增至开元时(713―741)的86000余户，人口有几十万之多。 　　唐时有“扬一益二”之称。“益”即今之成都，是西南地区政治、经济的重心。然扬州兴起以后，已居“益”之上。扬州与成都为东西两个商业中心，同位于长江流域。扬州既居江河运道之通衢，又为海泊到达之终点，扬州所处的地理位置比成都更为有利，故遂“雄富冠天下”，渐居成都之上。当时的官僚富豪多在扬州置邸开店，经商营利，使得扬州“商贾如丝”。王象之的《舆地纪胜》中曾引沈括语：“自淮南之西，大江之东南至五岭，蜀汉十一路百州迁徙贸易之人，往返皆出扬州下，舟车日夜灌输京师者，居天下之十七。”著名的理财家刘晏也以扬州为治所，领盐铁转运，整理漕政。同时，许多波斯、大食等外国商人，麇集于此，开店置肆， 因此扬州亦成为当时对外贸易的中心。 　　其他大量兴起的商业性城市，无不欣欣向荣。汴州，其地位仅次于扬州，“舟车辐渎，人庶浩富”，“没入死商钱且千万”。 　　大运河开通后，不仅带来了水运交通的发达，而且使得南北各地形成了一个以大运河为中心的巨大水域网，这便极大促进了大规模农田水利的兴修，许多荒废的土地被开垦成为肥田沃土。至此，各地的农业生产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农业的发展，水运交通的发达，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活跃。在城市郊外，商人往来之水陆要道或津渡，也出现了商业活动，自发地形成了“草市”、“墟市”。它们只是临时的买卖场所，不同于城内正规的市，其存废与否，与政府的法令无关，不要经官府批准，更未设市场官吏对其进行管理。它们都是应经济的发展、商品交换的需要而产生的，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 　　农村中的“草市”、“墟市”开始可能是农民出售草料、购买平常所需用品的场所。为了搬运和交易的方便，草料的贩卖一般都在城外进行，日久便成草市，于是别的商品也到这种市场出售。也可能由于市场是非正式的，故得名“草市”，如汴州的草市。有些草市或墟市后来慢慢发展成为城镇。除此以外，唐代农村中还出现了各种形式的专业定期集市，如“村市”、“药市”、“蚕市”、“马市”、“亥市”等。介于城乡之间的“草市”、“村市”等的出现，是唐代商业向纵深方向发展的标志。不但城市商业繁荣，农村商品经济也更为活跃了。 　　农村中市场的出现，反映了农村中市场的发育已达到一定的高度。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若没有外在的催化剂，能否达到那样的水平，值得斟酌，而这其中，隋大运河的开通发挥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大运河的开通，给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注入了一股强大的动力，使得长江流域很快成为供应首都漕粮的主要生产地区，并最终取得了全国经济重心的地位。 　　汉朝时的长江流域，人口极为稀少，农业原始，商品经济很不发达，阶级分化还不严重。司马迁曾这样描述过这个地区的特征：“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桉镣瞪?，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而到了隋唐时期，由于大运河的修建，使长江流域社会进步速度大大加快，曾经丛林密布、极为原始的南方，已轻而易举地超过了历史较悠久、文化较发达的北方。在这一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