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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承担起匡正文风的使命（文论天地） ——文风漫议 陈歆耕 《 人民日报 》（ 2011年10月18日 24 版） 　　文风往往能透视世道人心，文风也往往能折射出一个时代的风气。 　　在中国，很多作家是不好意思出全集的，即使出也是经过筛选的有意“疏漏”的不完全“全集”。不信，请把自己30年前的作品翻检出来重读一下，看看当时的语言、文风如何？文学的质地是否纯粹？是否经得起用现在的眼光重读？这番感慨就来自于我本人。前些日子整理旧书，无意中翻出若干年前“文艺青年”时期发表文章的剪贴簿，仔细一读，羞惭得简直无地自容。第一篇变成铅字的文章是刊登在某省报的评《水浒传》的杂文，那观点显然是从当时最流行的一本时政类杂志《学习与批判》中“借鉴”过来的；在一篇短篇小说中，人物说着这样的话：“加紧锻炼，要把林彪、‘四人帮’丢了的时间夺回来……”生活中的人物会这样说话吗？明显是生编硬造出来的。但用这样的语言写作且能刊发，显然跟当时整个报刊的文风有关。 　　坏的文风特征很容易识别，无非“假大空”而已。而一种优良的文风又有什么鲜明特征呢？其实也就是鲁迅当年在《作文秘诀》中说过的“有真意、去粉饰、勿卖弄”而已。 　　文风问题不是个新鲜的话题，历朝历代几乎都有人谈过。把胡适的那篇文章《文学改良刍议》翻开重读一遍，几乎就是一篇向陈腐的八股文风开刀的宣言书。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即肇始于文风的变革。毛泽东的那篇《反对党八股》，对文风问题有透彻论述。那么，今天我们还来谈文风有其必要吗？一篇毫无新意的谈文风的文章，其本身岂不成了不良文风的标本？答案是不良文风问题为害久矣，不良文风在当下仍然为害甚烈，未得到有力有效的匡正。 　　恶劣文风之所以如过街老鼠，须时时喊而打之，一是因为它如病毒般具有超强的生存能力，往往能通过变更自身的“生成方式和分子结构”，以对抗各种抗生素对它的杀伤。“文革”中“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千报一腔的文风，虽因人们深恶痛绝而早已销声匿迹，但它的实质仍以隐性的方式继续存活着。诸如高层领导一说重视文化软实力建设，则许多官员虽未必明了“文化”的含义，却几乎口不离“文化”，什么玩意儿都往“文化”这个筐子里装。我们做一件事，是什么就是什么，有必要将所有的事情都烙上“文化”的印章吗？举办类似龙虾节、螃蟹节、美食节等等，举办就是了，大可不必都要在后面加上“文化”的后缀。“螃蟹”且“文化”，真有点让人捉摸不透该如何“文化”，是该学螃蟹“横行”的霸气？还是该用葱姜醋来消化它鲜美的蛋白质？我们需要的是拿出有创意的解决问题之道，而不是将一种概念当作时尚标签到处贴。但有的官员，不说“文化”就似乎觉得落实领导要求不力，就显得落后，就好像“没文化”了。这种简单跟风表态式的风气，与当年的“小抄”与“大抄”又有何异？ 　　坏的文风又有如病毒般具有超强的复制能力，它往往会渗透到各个需要文字表达的领域。在新闻报道中，则假新闻不绝，“假”得越来越离谱。缺少可靠信息源的传闻，报纸也敢刊登。“疑似”、“可能”、“据传”这类字眼居然频频出现在新闻报道中。为了吸引眼球，不存在的事件也敢凭空编造。在新闻报道中还有一种“假”不易为人所觉察，那就是随意拔高。一件普通寻常事，在记者笔下被妙笔生花到不寻常的思想高度。在学术研究界，则“抄”风肆虐，不仅“抄”观点，连原文也据为己有。抄袭者的脸皮越来越厚，抄而不承认，抄而不道歉，一抄而再抄。在文学艺术创造领域，则表现为跟风复制，什么好卖，什么畅销，就“复制”什么。官场小说热销，则一批官场小说纷纷出笼；一部《明朝那些事儿》受追捧，随后一系列《ＸＸ那些事儿》充斥书店、书摊；在各种新书的研讨会上，空话连篇、胡吹乱捧的阿谀溢美之词，从与会者口中滔滔而出；在创作中，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思维方式、语言表达的去个性化。我们在阅读甲作家与乙作家或丙、丁……作家的作品时，发现他们虽然拥有不同的生活经验和经历，写出的作品叙述风格却惊人的相似。曾听到广东女作家张梅说起她参与中英作家联合写作的一次经历：中英两国各有四名作家，同时从北京乘火车去重庆，然后各自写下旅途感受，合成一集交出版社出版。她发现，四位中国作家的构思、叙事角度、文字风格几乎是一个“模子”浇出来的……当一位业余老年人舞蹈团的老人，在电视节目上说出要“通过舞蹈唤醒民众”的豪言壮语时，我发觉一种惯说大话的文风已成为很多人的“集体无意识”。 　　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在上世纪80年代，曾尖锐地指出“一场瘟疫已传染了人类最特殊的天赋——对文字的使用。这是一场祸害语言的瘟疫，它体现于丧失认知能力和直接性；变成某种自动性，往往把一切表达都简化为最通用、划一和抽象的陈套，把意义稀释，把表达力的棱角抹去，把文字与新环境碰撞所引发的火花熄掉”。他批评“人们总是随意、粗率、马虎地使用语言，而这使我痛苦得难以忍受”。他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