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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5-09 发布于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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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地方财力之争(下)_0
中央地方财力之争(下)
邓小平的“放权让利”[26]
自毛泽东离开人世间后,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很多重大变化。说到底,邓小平领导的经济改革可以用四个字概括其基本思路,这就是“放权让利”。[27]财政体制是邓小平全面改革的突破口。[28]很多人认为,,八零年以后实行的“分灶吃饭”体制是邓小平领导下的改革派中央主动向地方让步的产物,其目的是缩小国家干预面、扩大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这当然并没有什么大错。的确,毛泽东的分权与邓小平的分权目的很不一样。对毛泽东而言,分权是为了替代斯大林式中央计划体制和市场机制,而邓小平认为分权是从统制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必由之路。但是,我们必须看到,邓小平之所以在八零年定放权除上述原因外,还有别的原因。事实上,改革派的中央在八零年除放权之外几乎别无选择。
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召开了著名的十一三中全会。全会定解毛泽东时代遗留下来的大量问题。它定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减免一部分农业税收,大量进口食,使农村得以休养生息。它定在城镇为下乡知青安排工作,提高职工工资级别,恢覆奖金制度,大批兴建职工住宅,以求得政治上的安定团结。
归还历史旧帐当然大得人心,但给国家财政带来了沉重负担。七九年和八零年,中国连续两年出现巨额财政赤字。两年合计348亿元,比五零年到七八年二十九年间赤字的总和(248亿元)还要多100亿元。[29]不难想象,改革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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