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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谈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 浅谈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 　 【摘要】本文认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从根本上讲不是中国古代有无哲学的问题，而是20世纪以来中国人用包括哲学在内的一系列西学范畴和学科体系来解构中国古代学术系统，并由此抽空了现代中国学术的意义基础的问题。中学与西学的结合并不是指用西学的武器来武装或改造国学，也不应当指用宋明理学的境界论来统摄或包容西学及现代性，而是在保持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的独立性前提下，如何在实践中互补共存的问题。 　　 【关键词】中国哲学 合法性 问题 　　 　　 在西方特别是欧洲，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始终受到质疑，中国哲学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一个来历不明的怪物。当然，没有人会否认哲学在中国近一百年来的发展，不过后者可以仅仅是一种现代的事业，正如现代中国的许多学科门类都仅仅是现代的事业一样。讨论中国哲学之合法性问题，实际上已经预设了中国哲学（中国的哲学）与哲学在中国的区分。中国哲学之合法性问题的出现，是以哲学观念的引进和西方哲学作为某种参照和尺度的存在为前提。众所周知，哲学这一名词大约在1895年左右传入中国，后经梁启超等人的宣传很快成为学术界所习见的名词。而哲学作为现代的学科体系的一部分正式进入中国则应该算是1914年，北京大学设立中国哲学门。1919年，新任北京大学校长不久的蔡元培改中国哲学门为哲学系，此可以说是标志着作为近现代教育和科研体制下一个专业门类的哲学学科在我国的正式确立。1934年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问世，以其系统性和完整性第一次呈现出该学科的全貌。因此有学者指出：作为近现代意义上的知识系统和学科门类的中国哲学是中西文化交流后的产物，确切地说，是引进西方哲学的概念系统诠释中国思想的结果。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对于中国哲学来说，西方哲学概念及方法的引进是建立了某种不同于中国传统哲学的话语系统和表述方式，还是建立了中国哲学本身？这样一来，已在中国存在了近百年的中国哲学就面临着严重的合法性问题。 　　 其实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是这个学科自产生以来就一直存在的问题。自从哲学这个名词被引入中国之后，就面临着两种不同的理解：其一是，哲学取代以前的智学或理学来翻译西文的Philosophy，或者说哲学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建立仅仅是向中国人介绍或中国人对于西方哲学的研究；其二是，用哲学或者说西方人讨论Philosophy的方法来讨论中国古代的思想。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分享哲学之名，但讨论的问题及讨论问题的方式，可以与西方哲学无涉。无论胡适，还是冯友兰都把中国哲学当作发现于中国的哲学。 这种合法性问题曾经尖锐地摆在作为中国哲学的主要奠基人胡适和冯友兰先生面前，所以他们，尤其是冯先生花了许多的精力来证明使用哲学这一概念的合法性。 他们在对哲学进行定义时，开始模糊哲学的边界。如胡适说：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哲学。（胡适：《中国哲学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冯友兰在二卷本的《中国哲学史》中提出：我所说的哲学，就是对人.L.生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9页）中中国哲学，就其内容说和其他的哲学是一样的，如果不是如此它就不能称为哲学。这样宽泛的概念使哲学具有了极大的包容性。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近来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一方面，由于哲学、形而上学等一系列学科范畴的含义即使在西方也已经日益模糊，于是中国过去究竟有无哲学其实已经是一个可以永远也争论不清的问题；另一方面，从哲学、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等现代学科的角度来研究国学总是可以的，只要这种研究并不宣称自身是惟一有效的研究国学的方式。然而，这些事实远不足以证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争论已经失去意义。对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争论，我认为关键不是要证明中国过去有无哲学，而在于反省和总结引进哲学这一范畴的历史结果。 　　 我们今天讨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关键并不在于回答中国过去有无哲学，或中国古代的一系列思想可不可以算作哲学，而在于清算或反省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引进哲学这一西学范畴来整理国学的历史过程上所带来的历史功过。然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可不可以用哲学等西学范畴来整理国学，而在于中国人已经用哲学等范畴取代了过去的经学传统，由此所给现代中国学术带来的严重后果迄今为止很少有人真正清醒地认识到过。说到底，中国哲学之合法性问题不仅关涉到西方学者的某种偏见，而且关涉到我们理解和诠释中国哲学的方式，关涉到中国哲学以怎样的姿态切入现当代国际学坛的学术脉络和话语系统，关涉到如何处理普遍与特殊、哲学与文化、哲学与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们又如何面对和重建普遍性的价值和思想的尊严。从根本上讲不是中国古代有无哲学的问题，而是20世纪以来中国人用包括哲学在内的一系列西学范畴和学科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