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颢《识仁篇》.docVIP

《识仁篇》载于《二程遗书》卷二上，是北宋学者程颢(1032—1085)于元丰二年(1079)在洛阳讲学时讨论哲学教育问题的著名篇章，是点拔其门人吕大临的记录，并由吕大临记录。 　　程颢，字伯淳，人称明道先生。祖籍中山博野(今属河北省)，河南洛阳人。与其弟程颐合称“二程”，是宋明理学的奠基人，洛学的创始人之一。《识仁篇》全文虽不足300宇，但言简意深，立论精博，自朱熹以来，许多学者都认为：《识仁篇》是明道学说的精华所在。黄宗羲《宋元学案》卷十三《明道学案》援引朱熹语录：“《识仁篇》乃地位高者之事；”援引刘宗周言论：“《识仁篇》为程子见道分明语也。”现代学者冯友兰则将程颢《识仁篇》与王守仁的代表性著述《大学问》加以比较，认为明道《识仁篇》构成王阳明《大学问》之精旨。由此足以说明《识仁篇》在程颢学术思想体系中所占有的中心地位，及其对后世学者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程明道的《识仁篇》全文如下： 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若心懈，则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须穷索；存久自明，安待穷索！此道与物无对，“大”不足以明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须“反身而诚”，乃为大乐。若反身未诚，则犹是二物有对，以己合彼，终未有之，又安得乐！《订顽》意思，乃备言此体，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未尝致纤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盖良知良能，元不丧失。以昔日习心未除，却须存习此心，久则可夺旧习。此理至约，惟患不能守。既能体之而乐，亦不患不能守也。 “学者须先识仁”，仁，是立志于学的人所必然面对、必须了解的问题。在中国传统哲学而言，“学”包涵了道德实践，或者说，“学”更重要的是道德实践。“识仁”，从成德功夫上说，“识”是体验，并非主客认知意义的认识，而是一种体悟与自觉的功夫，“识”是兼有体悟、实现之意。“仁”是主体透过自我转化、自我认识、自我体悟的活动，回返主体，从而达到“识仁”。从本体上说，仁既是一切道德法则，而又超越一切法则之上，同时统摄一切道德法则，为一切道德法则的根源，故又谓“全德”，亦名“至善”。据此我们可以说，在明道那里，“仁”为一切道德法则的根据。 明道在讲了“学者须先识仁”之后，紧接着讲“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所谓的“仁者”，是体仁之人，或能体仁之人。体仁的状态是“浑然与物同体”，体仁也要以“浑然与物同体”为最终目的。仁的基本特征是浑然与物同体，这意味着宇宙万物也是人自身的一部分。浑然一体，即没有主客、內外等一切分别，涵盖万物，普及一切。义、礼、智、信本来是各自独立的德目，但在仁的总体呈现下皆是仁的內容、仁的涵养。换言之，以仁为体，义、礼、智、信为用，所以说“义、礼、智、信皆仁也。” “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意思是明白了这个道理，就要以一种诚敬的态度保存之，即孟子所谓“存其心，养其性”的道德实践功夫。明道认为“识仁”“不须防检，不须穷索”，“防检”与“穷索”乃是有志于道（即识仁）但又未明澈者不可避免的事，这就需要“学者”明澈“仁体”的本义，才能够知道“识仁”或“体仁”的正确方法，从而也才能够更好地“以诚敬存之而已”。 考察之所以会出现“防检”与“穷索”的原因，则是“若心懈，则有防；理有未得，故须穷索”，由于心懈、未得理而需要防检、穷索。因此，“识仁”的正确方法是在“心”的活动上下功夫，如果能做到心不懈，则无须防检。至于理（或谓仁体），明道的功夫论则认为，只要“识仁”，即可“存久自明”，无须用力求索。既然自己已经与物为一体，还须用力“防检、穷索”吗？也就是说，“识仁”的正确方法是以“自心”去“自明”存于自己心中的“浑然与物同体”的“仁体”，只要在“自心”上做功夫，就能够“体仁”，进而达至“识仁”的境界。 “此道与物无对。大不足以明之。”此“道”乃“仁道”（“仁体”），“物”乃宇宙万物。在仁的境界中，本是“仁者浑然与物同体”，浑然没有物我內外的分隔，所以说“此道与物无对”。“大”乃是形容仁体的体性、內容，“明”为说明、定义；“大不足以明之”表示“仁体”的体性涵盖一切，充塞于天地之间，因此不能够用一般的相对概念来表述广大悉备的“仁体”的大义。 若能识得“浑然与物同体”之理，则可以“知天”、“事天”，所以“天地之用皆我之用”，此所谓由自我本心而发的宇宙全体之大用。明道根据孟子“万物皆备于我”，以“反身而诚”的自我道德实践，即“求放心”的成德功夫，返回本心，乃为畅顺生命的大乐。《孟子》谓“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于是，“仁体”亦可谓“诚”，或“天之道”；“思诚”，对于孟子而言，则可谓之“反身”，即“求自身之放心”。孟子谓“反身而诚”，所谓“反”，即“反求诸己”，思诚的功夫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