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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三都澳主动开埠后闽东北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因素 论文联盟www.LWLM.com编辑。 　三　近代中国自开商埠体系的 历史 作用和效用——由三都澳商埠引发的思考与结论 三都澳商埠是晚清政府迫于形势而主动开埠通商的实践点之一。基于笔者此前撰文对商埠对外贸易的范围、强度及其显著特征以及商埠开放对闽东北区域 社会 经济 的影响的考察，结合本文的相关分析，我们认为，三都澳商埠确如中国自开的其它口岸如河北的秦皇岛和湖南岳州等商埠一样，并不是成功发展的典型商埠（其实中国近代史上所有自开商埠都流于失败），这不仅表现在开埠后闽东北区域没有持续的经济增长点，同时也表现于区域经济结构及经济类型的无法顺利转型。总体而言，近代闽东北区域落后的局面始终未曾具有较大的变化，社会经济现代化的任务没有也不可能最终完成。主要原因就在于，一方面，区域内缺乏增长的基础因素，对外贸易虽然起着“增长引擎”的作用，但受到极大限制；另一方面，近代中国现存的对贸易的不利条件，如国家主权的大量丧失、 政治 体制的衰败与吏治的腐败使经济的发展得不到政治的保护与支持等。 19世纪最后20年，世界处于“相对和平与发展”时期，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困难与希望同在，机遇与挑战并存，成功与失败俱在。自开商埠正是在这样一个“相对和平”的 环境 中，迫于形势与出于种种动机酝酿和主动开放的，但最大的问题就是，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使得自开商埠只是政府自上而下寻求自保自救、力图摆脱困境的权宜之策，这注定近代自开商埠的实践模式承担不起中国晚近社会经济现代化的重任。如果从动机与效果的二律矛盾角度看，由于前提的制约，近代自开商埠的总动机与总效果注定一开始就要发生背离。结果正是，有的自开口岸在酝酿阶段就沦为外洋操纵，或开放之初夭折，如上海吴淞；有的命运虽好些，但发展历程却始终如履薄冰和步履维艰，如三都澳这样的商埠，因种种因素制约而得不到充分发展，结果在 民族 危机日重、地方经济日益受困的近代中国，有违倡导者的初衷；当然也有的商埠开放后对当地社会经济产生了较好的带动作用，如山东周村。(11)但总体来说，自开商埠在探索社会经济现代化的道路，它们的发展日渐没落而最终归于失败，这不能不说是悲剧性的结局。 对于中国近代自开商埠的悲剧命运，可以作如下反思： 首先，从自开商埠的前提条件看，它出现于中国近代后期，是在世界 资本主义 市场 体系和国内条约口岸制度早已形成及条约口岸经济（P329）根深蒂固的背景下开展起来的。在中国这样一个丧失主权和低开发与后进的国家里，在外人控制中国海关日重和享受种种政治经济特权的复杂格局中，这些自开商埠的现代化的历程自然极为艰难，其有限的发展根本不可能改变“约开口岸”经济和国外经济势力强占中国的不利局面。怯懦的中国政府稍为动作，马上被淹没在自我惰性的束缚和外洋强势的汪洋之中。就自开商埠推行的目的而言，政府本想通过正常的贸易通商，利用市场机制中的竞争来振兴实力，挽回利权和发展社会经济等等。但对于中国这个被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的半殖民地国家，市场机制并非是只一视同仁的“无形之手”，还有列强不平等条约、剩余产品倾销、殖民地政策乃至武力威胁等种种“有形之手”的干预和掣肘。近代自开商埠既是中国民族经济被迫开放后的时势所造，又是资本主义凭借其政治经济强力框定的产物。 具体而言，近代通商口岸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自始至终就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在华势力扮演的侵略者与改造者的双重角色的制约，侵略者的非正义性和掠夺行径显而易见，而改造者的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却扑朔迷离，令人误入迷津。然而不管侵略或改造，其结果总表现为对中国主权的吞食和掠夺，这便是问题的实质。在我们看来，正由于受中国主权不完整的影响，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现代化的重任和目标，不管是由列强以侵略方式直接通过条约口岸制度来推行，还是鼓吹由中国独立自主以自开商埠的实践为手段（固然两者性质截然不同，效果也迥异），终其后果，现代化的任务都不可能实现。资本主义虽然给近代中国带来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并激起了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化，但是又竭力控制中国的资本主义化，他们的一切行动都围绕着掠夺原料、开拓市场和积累资本发展本国资本主义的目的。根本上，资本主义者在落后的近代中国实行侵略或改造的过程中，尽管为这一落后国家创造了某些物质和精神前提，但他们“既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变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都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P73）(12)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得不到改变。依此而言，中国只有获得完整主权和独立才能在资本主义入侵时期所激发起来和积累下来的资本主义化的基础上实现全面意义上的本国社会经济现代化。作为现代化途径之一的自开商埠实践缺少的正是国家主权和独立这一政治前提保障，换言之，政治上的失败乃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