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道路_0.docVIP

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我在1987年的一篇文章中说：“鸦片战争后半个多世纪，可以说是 中国 工业 化的萌动时期。正是这种萌动，导致了推翻帝制的辛亥革 命。”[1]工业化包括新式产业的兴建和相应的 经济 结构与组织管理的变化。为简便计，我以新式工业和 交通 运输业的投资代表新式产业资本，并把各时期产业资本集成和产值的估计列为本文附表。[2] 从附表可见，在甲午战争前中国的产业资本原大于外国在华的产业资本，这是洋务派创业之功。而甲午至辛亥间测是民间资本即通·称民族资本 历史 上 发展 最快的时期，平均年增长率达15.1％。正是这种增长，成为辛亥革命的经济上的动力。辛亥革命的 政治 成果被袁世凯篡夺，但民气大开，在工商界正式形成“实业救国”论。自辛亥革命迄1920年，外国在华产业投资因欧战 影响 进人颓势，增长率仅有4.5％；官僚资本的增长率更跌为3.8％；唯民族产业资本的增长仍保持两位数，为10.5％。 本文目的不是 研究 产业资本发展的过程，而是探讨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或它在当时条件下可行的道路。故有关增长情况可参阅附表，不再置论。 工业与小农经济 我国新式产业是在汪洋大海的个体农业和手工业这两种传统经济中诞生的，它与传统经济的关系如何，决定它发展的道路。 我国不是一个海上国家，工业发展必须以国内农业为基础。据五十年代的经验，一年丰收，次年工业即有发展；一年歉收，次年工业发展即受阻。这也适用于近代中国，不过那时因受殖民地型外在因素干扰，反应不甚灵敏而已。那时的国际和国内条件都不允许我国采取外向型发展战略，我国的工业化应当是建立在工农业协调的基础上。 我曾考察，鸦片战争后迄抗日战争前，我国的农业生产力是有所增进的。[3]就农作物产量说（不包括潜在生产力），确实增长极慢，年率也许不过0.5－－1.5％，擎了工业发展的后腿。但经济作物占农作物总产值的比重，由19世纪末的约10％增为1920年的17％和1936年的23％；加以棉种、蚕种的改良和烤烟的种植，基本上能满足当时工业发展对农产原料的需要。实际上，也能满足当时工业化对粮食的需要；粮食进口的增加乃是不平等条约所造成的大口岸经济的结果。这种大口岸经济又使农产品价格脱离生产成本，给农业造成损害。[4]尽管如此，近百年来我国农业生产仍能对工业建设作出贡献，与工业的发展保持一个低水平的均衡。这是因为我国以家庭为单位的、集约化的小农经济有很高的生产效率，亩产量始终居于世界前列。这是我国传统农业中可贵的积极因素，至今我们还在利用这个积极因素，即家庭承包制。 传统农业有巨大的剩余，这从封建地租常占产量的50％可知，而且中外皆然。几乎每个国家工业化的最初阶段都依靠从农业中汲取原始积累。英国的暴力圈占土地只是历史上的特例；最通常的办法是通过不利于农产品的交换价格将农业剩余转化为工业积累。[5] 从甲午战争后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变动着。大约除1905－1912年、1921－1925年短期间外，都是不利于农产品的。1913－－1920年，工业品价格的上升快于农产品价格的上升，13年间差价扩大约1/3；这时期也正是工商界所称“黄金 时代 ”。1926－1931年，同样的差价在6年间就扩大了1/3，工商繁荣。接着进人经济危机，危机中农产品价格的下跌快于工业品价格的下跌，差价进一步扩大。[6]危机最甚的1934年与危机前的高峰年比，农业所得下降了31％，工业所得仅下降5.9％；若用1931年不变价格计，农业所得下降20.8％，工业所得反增长11.9％。[7]农业对工业的资助显然可见。 农产品的商品化是传统经济进步的标志，也是工业化的条件，它为工业提供市场，也给农民提供收益。我国农产品商品化的过程十分迟缓，但毕竟有所加速。我们估计，粮食的商品率1840年为10.5％，1894年为15.8％，1920年为21.6％，1931年为31.4％。主要农作物商品值，按不变价格计，其平均年增长率早期不过1.5％，二三十年代为３％强。农产品的商品化有赖于交通运输业和商业的发展。在我国新式产业的开发中，交通运输业快于制造工业。有人认为铁路、轮船等“先工业资本而发展”，以至“过度开发”，并导致民族资本“偏向商业”，乃是半殖民地经济的表现。[8]此论非是。1920年我国铁路货运量中，农产品占41％，矿产品占39％，工业品连同进口洋货不足10％。[9]又商业资本大于工业资本二三倍，人常谓“畸形”发展。但据我们测算，1936年全国商业资本所媒介的交易额中，农产品占45％，手工业品占26％，工矿产品占16％，进口商品占9％；不得谓之“畸形”。在当时，惟孙中山明确指出交通运输业乃先行产业，并提出保商、通货流之要义，实属卓见。[10] 工业与手工业 我国原有十分发达的手工业，并以技艺精湛闻名于世，除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