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形而上学之思”对我国现代性问题的启示.docVIP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之思”对我国现代性问题的启示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之思对我国现代性问题的启示 人类自产生之日起，与其生存之世界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此世界中，人作为存在者，其存在的根由在哪里，或者说，与其他存在者之间是何关系，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不仅是哲学家形而上学的课题，更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不得不思考之问题。某种意义上，有什么样的形而上学观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实践活动样式。伴随着形而上学发展史上的三次翻转①，人对自身及其周遭存在者的态度也大致经历了三次跃迁：第一次，人的存在埋没于存在者之存在中。柏拉图奠定的在场形而上学将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亦即存在者之存在，把握为理念[1]。具体地讲，柏拉图所说的在场仅指抽象掉一切具体存在者的存在，人被视同为与其他存在者无异的存在者，由此导致的必然是人对作为理念化身的各种理性神的认命和服从，人处在了一个极其卑微的位置上。第二次，人的存在是一切存在者之中心和尺度。的确，离开了人谈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是毫无意义的，因此，人的主体性需要回归。以笛卡尔、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主体性形而上学完成了这一转折，尽管主体性的界定出现了理性与非理性之争，但终归是把人从万物中挑拣出来，突出了人的价值。而此种突出，某种程度上讲，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人类中心主义，忽略了其他存在者之存在，由此导致的必然是对周遭存在者的无视、任意践踏与挥霍。反思现代性问题的由来，与此不无关系。第三次，人的存在是生存。海德格尔意识到了作为主体性形而上学基础和出发点的主体性的问题，将其激烈排拒，提出人的存在是在世界之中存在（In-der-itsein）。换言之，人的生存不可能孤零零地、虚假地自在。由此，海德格尔进一步阐述了其此在以在世界之中存在（In-der-dash;世界之中存在的此在因此也成为研究一切形而上学问题的真正的始源性的根据。 海德格尔的先期形而上学之思指引着其现实的行为方式，虽然其意识到了过分强调主体性的不足，也试图用生存建制取代主体性，但实际上仍在突出此在的主体性。因此，无论是在《存在与时间》中，还是在作为弗莱堡大学校长就职演说的《德国大学的自我宣言》中，前期海德格尔都寄希望于所谓本真此在（即他心目中的德国的精英人物，如希特勒、海德格尔本人等）来改变德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委琐卑微的形象，但随着海德格尔于1934年4月辞去校长职务，他改造德国大学的计划受挫，与纳粹的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后期海德格尔深刻地领悟到本真此在作用的有限性，认识到其只有应合存在本身显示的真理，才能起到一定的作用[6]16-17。 　　（二）后期之思世界之四重整体形而上学 　　如果说，海德格尔先期之思是从此在的生存出发探索存在之意义，那么其后期之思就是从存在出发探索此在在生存中如何应合于现成存在。存在是除却人这一此在生存之后的其他存在者的存在，因此，海德格尔后期的形而上学之思对此在的生存与其他存在者的现实存在做出了一个重新认识，即海德格尔的世界之四重整体（el）是日月运行，群星闪烁，是周而复始的季节，是昼之光明和隐晦，夜之暗沉和启明，是节日的温寒，是白云的飘忽和天穹的湛蓝深远。诸神（die Goettlichen）是神性之暗示着的使者。从对神性的隐而不显的动作中，神显现而成其本质。神由此与在场者同伍终有一死者（die Sterblichen）乃是人类大地和天空、诸神和终有一死者这四方从自身而来统一起来，出于统一的四重整体的统一性而共属一体。四方中的每一方都以它自己的方式映射着其余三方的现身本质。同时，每一方又都以它自己的方式映射自身，进入它在四方的纯一性之内的本己之中[7]1178-1179。 　　可以看出，海德格尔后期形而上学之思即世界之四重整体形而上学与先期的此在形而上学相比，实现了两个层次的回归：一是此在在世界中位置的回归。此在形而上学中，此在是世界的基础与核心，实质上与现代形而上学是殊途同归的，而在世界之四重整体形而上学中，终有一死者即人下降回归为四重整体中的一个要素，当然，这里的一个要素有别于柏拉图在场形而上学对待人的态度，终有一死者是能动的要素，而绝非被动的、埋没于其他物中的死的要素。这一回归告诉我们，在世界四重整体中，人的主体性应该得到严格限制，不应纵容主体性的任意发挥而破坏周遭其他三重整体。二是此在在世界中生存方式的回归。此在形而上学认为此在负有重大的历史使命，它要唤起自己的良知，要下决断，要以自己的方式去改变和创造历史[6]16-17，世界之四重整体形而上学翻转了这一看法，认为终有一死者即人的使命只是以质朴的方式来栖居，栖居才是终有一死者应有的存在方式。保护四重整体拯救大地，接受天空，期待诸神，伴送终有一死者这四重保护乃是栖居的朴素本质[7]1201。这一层次的回归实质就是要求此在要应合于其他存在者存在。 　　二、现代性问题 　　从哲学形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