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糯到籼：对黔东南粮食作物种植与民族生境适应问题的历史考察-.docVIP

　　由糯到籼：对黔东南粮食作物种植与民族生境适应问题的历史考察* 【摘要】明清以来黔东南地区农业 经济 获得了较大 发展 ，农作物的引进与改良起着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明清以来所反映的粮食种植及经济变化情况的考察，展示和剖析黔东南民族地区物质生产变化及其 影响 因子，探讨生态环境、政府行为与民族文化三者在粮作变化和地区经济开发中的作用与适应关系。 【关键词】黔东南；粮食作物；民族生境；适应 FromGlutinousRicetoNonglutinousRice:AHistoricExaminationonCrops’plantingand people’sHabitatAdaptabilityintheSoutheastofGuizhouProvince Abstract: The changeglutinousricetononglutinousrice,andthe recEivedcrops’changebEIngdifficulty.akingasurveyofagro-economic,environmentalinfluencesupontheSoutheastof GuizhouProvincethroughthechangesofcrops’plantingduringthehistoricperiod.Thestudy arguesthatpoatedhabitat’sneed(includenature’s,human’s),andmetfoodsuppliesand populationglo. 清代雍正朝后，黔东南改土归流，随着中央政府力量不断深入，使传统的自主自立苗族领主制衰落加快，新兴地主 经济 获得 发展 ，推动着黔州 社会 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突出表现之一便是因废除相对封闭的土司制度，农奴人身自由空间拓宽，外来军户、客民也能比以往有更多的机会进入苗区，农业垦殖活动、商品经济等活动频繁。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黔东南地区册载耕地面积达到436024亩，[8]道光初年黔东南客民人数为8万余口，占全省30万总数的27%左右，[2]均比康雍时期增长许多。林业贸易活动在嘉道年间已十分活跃，现由锦屏县档案馆等单位在民间收集到的大量山林买卖契约文书可见一斑。[3]值得注意的是，清前中期在黔州垦殖等农业活动并非一帆风顺，社会经济在中央与地方、阶级民族和土客冲突中不断遭到冲击破坏，由此产生的土地纠纷、社会矛盾 问题 不少，全省亦然。[4]清政府“为翦除夷官，清查田土，以增赋税，以靖地方事”，[9]曾大用武力，加之一些胥吏横行，迫使当地少数民族反抗不断，乾隆雍乾起义[10]、苗区屯政之争[5]等，对黔东南农业社会与经济损害严重。以镇远府为例，其定额田地91535亩，但战乱造成的荒废田地面积就达69435亩，占到76%的比例；实际成熟田22100亩，面积仅占定额田地的24%；况且耕作粗放，农作品种老化，复种指数低，产量难以提高，直到乾隆后方恢复发展起来。[6]道光六年朝廷令贵州巡抚嵩溥调查“汉奸”私入民族地区状况，显示出“汉人侵陵苗族之进度有加无减”，土民渐失土地，并在土司和官吏等的盘剥下，生活艰难，到咸同年间贵州各民族“亦因遭受剥削与压迫，感于生活之不安与不能，遂起反抗，失业之游民更从而附益之，演空前之惨剧，留痛深之创，不殊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成为咸同年间苗民大起义的重要背景之一，对社会经济的破坏更加严重。[7]光绪初年在政府缓和社会矛盾、鼓励生产等措施下，黔东南粮食经济生产得到很大恢复，一些河谷平坝地区经济经过长期耕耘还成为著名的粮食主产区，如黎平、天柱、古州大坝等。 明清时期黔东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尽管起伏跌宕，但其区域开发不断得到加强是不可否认的 历史 潮流，中央行政力量和汉族移民开发最终还是促使该地区不断得到发展。从技术层面上讲，清代是黔东南地区粮食品种增加和新型水田面积扩大的重要时期，这与以上两者力量的深入有着密切关系。在粮食种植作物方面最大的成效便是旱地高产作物的广泛引进，使区域粮食结构、产量和经济生活、生态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康熙《思州府志》、乾隆《镇远府志》等物产记述表明，玉米等作物已经广为种植。嘉道至清末玉米、甘薯、马铃薯等的种植在各地均有明显体现。至此，从明直至民国前夕，黔东南地区在各期经济开发过程中形成了以下粮食种植变迁模式：由原生态民族相对较少种类的糯稻、谷类、麦类种植发展到多民族共同耕植的、适应多样 自然 环境的粮食种植格局；在土地利用和经济地理分布上又体现出“少水田、多旱地——水田激增——水、旱田地共同普遍扩增且向山地大面积推进”的态势。经济开发的社会环境、移民与人口、作物品种等明显地成为以上两种发展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在生境方面，民族生存发展能力和适应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