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中的文化研究.docVIP

　　管理学中的文化研究 文化与管理的关系是复杂的。在管理的情境因素中,文化最难把握,面对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文化,即便是训练有素的学者也难以理出其科学化的逻辑关系,难以进行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实验。别的不说,仅仅要找出一个相对不变的对照系就已经十分困难,更何谈保证实验的可重复性,所以,对文化假设进行严密的证伪活动几乎不可能。这样,就使文化研究被排斥在波普尔式的假设与验证体系之外,只能靠经验性证明。但是,文化研究又能够在相当一部分学者中达成共识,形成共同的概念体系和表达方式,这也就预示着它可以被科学革命(类似于波普尔的证伪)所打破,所以,它又符合库恩所说的科学范式标准。这种对立,构成了文化研究的难点,也制造了人文与科学之间的藩篱,影响了二者的相互交流。尽管有着文化人类学家的不断努力,但总体上文化研究更趋近于人文,而管理研究更趋近于科学。 　　不管对文化怎样看,它确确实实存在着,而且影响着管理活动。所以,研究管理,回避不了文化问题。正是在打通文化研究与管理研究的关系上,霍夫斯泰德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霍夫斯泰德的成果是有意义的。他以国家为单元进行文化分析,对人们从概率角度掌握以国界划定的人群行为方式,具有宏观参照作用。他的五个维度,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符合人们判断不同国别人群行为模式的主要特征。至于他所用的抽样分析方法,在学界是广泛存在的,而且也是普遍认可的。所以,管理学界对他的观点已经有了大量引用。尽管在他之前,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不少,成果也十分丰富,但是,霍夫斯泰德之前的文化研究,是人文与社会研究,顶多是同管理有关,却没有融入管理活动。所以,霍氏属于把文化情境融入管理学研究的探索者。 　　但是,霍夫斯泰德的跨文化研究,只能说是在文化与管理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这座桥梁是否好用,能否做到畅通无阻,桥梁的寿命和作用到底有多大,还有待于时间检验。其中有些问题,不可能是霍夫斯泰德独力能够解决的,有待于整个管理学界不断探索和深化。 　　首先,文化分析的单位如何确定。任何文化,都是群体现象,群体的范围界定在什么地方,对文化研究至关重要。在社会学中和文化人类学中,虽然也有以国家为单位的,但是,多数文化人类学者认为国家不足以反映出文化特质,他们在研究中,往往是以族群、部落、聚居点、语言(尤其是方言)等区别划定分析单位的。因为在人类学家看来,这种边界更能反映出文化差异,而国家一般是文化混合体,不足以进行文化分析。在这方面,文化人类学家先行一步,社会学家紧紧跟上,已经做出了丰富的成果。而管理学家在这方面的研究明显滞后,霍夫斯泰德是学科滞后中的先行者。所以,在管理学界,霍夫斯泰德的观点引起了广泛关注,然而,可能在文化人类学家看来,这种研究不过是粗浅的表象研究,距离发掘文化内核和本质还差得很远。就拿为数不多的以国家为单位的著作来说,如果看看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或者看看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另一版本名为《中国人》),马上就可以观察到霍氏著作的单薄。 　　即便是在管理学界,对于是否以国家作为文化分析的单位,霍夫斯泰德也遇到了质疑。国家之间的差别,到底是文化差异为主,还是制度差异为主,一直存在争论。对此,霍夫斯泰德一方面承认以国家为单元是有问题的,另一方面又反复拿布莱士帕斯卡(Blaise Pascal)的语录在此国为真理者,在彼国为谬误为自己辩解。对于到底是国家制度还是国家文化起决定作用,他的回答是不理解文化就无法理解制度。这些,作为一般的论争依据是可以用的,但却缺乏学术的严密性。不过,从现实讲,管理是有国界的,而且管理中间的文化差别,更鲜明地表现为国家差别,所以,霍夫斯泰德选定国家作为研究单位,表现出他确实有着几分无奈,有着为了满足管理实践要求的不得已。至于说不以国家为单位就难以获得相关资料和数据,在学术上是站不住脚的。文化人类学已经有了许多行之有效的、不以国家为单位的田野研究方法。只能说,霍氏从事的是管理学研究,而不是文化人类学研究,如此而已。 　　正因为霍夫斯泰德是从管理学出发,所以,他的分析维度和模式化结构,存在一定的不足。霍氏的所有理论,都建立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然而问卷方法仅仅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一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且不说问卷的设计诱导、填写问卷的掩饰回避等等问题,即便是十分完善的问卷,也往往会出现以假设生成问卷、以问卷证明假设的自证循环。更重要的是,问卷方式实际上进行的是要素调查,很难进行要素之间的关系研究。按照系统观念来看,要素之间的关系,要比要素本身更重要。某一群体的文化特质,是在群体关系中定位的,而不是根据个体具备的要素定位的。在文化要素的关系方面,社会网的研究已经有了较为全面的方法,同样能进行细致的量化分析和模型表达。而霍夫斯泰德没有借鉴和采纳社会网的研究方法,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如果说文化人类学因其人文色彩而科学味不够浓烈,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