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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法上的非强制性干预研究 关键词: 经济 法/干预/非强制性/类型化 内容提要: 经济法被视为克服市场失灵的基本 法律 形式。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的基本途径既包括强制性干预，也包括非强制性干预。可以将经济法上的非强制性干预划分为投资经营、经济合同、经济促导、民主协商、行政给付、信息供给、行业协会干预几种类型，在此基础上有必要对非强制性干预的价值、存在的问题及完善的路径作进一步分析，以深化对经济法干预机制的认识。 一、问题的提出：经济法上多元化的干预机制 经济法是解决市场失灵——如市场垄断、公共产品供给、经济周期等问题的基本法律形式。如何解决市场失灵？关键是干预机制的运用。“干预”是对一种外力介入状态的描述，当市场出现自身无法克服的问题时诉诸于外部力量尤其是公共权力，这是符合逻辑也为经验所证实的解决途径。而“权力”往往容易与“强制力”相联系甚至等同，似乎经济法上的干预即意味着强制性干预。经济法上强制性干预的实现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经济法立法对市场主体的行为提出命令、禁止的明确要求或者对私法上的法律关系直接加以变更或修改；（ （三）彰显 现代 公共管理的 发展 方向 经济 法上的非强制性干预体现了现代公共管理的发展方向：即注重协调政府与市场两种力量，在坚守政府公益目的的同时，吸纳市场机制中的平等参与、自由协商的要素，在交涉与同意而非强制与命令的基础上实现公共政策目标。在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进路中，政府的角色经历了由传统官僚到 企业 家政府再到整合各种资源提供公共服务者的转变。传统公共管理依赖严格的层级式组织与命令服从式的实施机制。而在新公共管理主义看来，这种组织形式“显得笨拙、缺乏效率和回应”[8]，应当在政府内部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运用私营部门的管理技术和激励手段，塑造企业家政府。但这一管理模式也很快受到质疑。学者认为以效率和竞争价值为核心的新公共管理主义，忽略了公平、正义、参与、责任等民主宪政的基本价值，应当建立具有回应力与整合力的公共机构，让政府成为“公共资源的管家、民主对话的促进者、社区参与的催化剂”[9]。经济法上的非强制性干预便融合了上述回应需求、整合资源、注重协商、谋求合作的现代公共管理要素。比如美国1996年颁布《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协调法案》，授权州政府通过与慈善组织、志愿团体或私人组织等非政府部门签订契约的方式，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以减少社会保障的直接财政支出，从而在 法律 上树立了具有回应力与整合力的公共管理典范。 （四）催生公私法融合的新规则 经济法上的非强制性干预还催生了兼具公私法特点的新的规则。在非强制性干预中不仅公共权力的行使方式趋于柔性化、民主化，而且更加依赖非政府部门完成公共任务，呈现公私合作的运行格局，比如以特许经营的方式提供公共服务。由此便导致主体角色的多重化及主体间关系的复杂化。原来单纯规范行政行为或私人交易、具有明显观念和制度界分的公法、私法体系已经不能胜任规范性调整的责任。公私法的二元界分一直是法律认知与制度实践的基础。公法主要涉及公共领域中的政府组织原则并力图协调公共权力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奉行政府权力严格限制的观念；私法承认并保障市场主体自主追求利益的权利，只要私人不从事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则排除政府干预。但在非强制性干预实施下，一系列融合公法与私法特点的、适合于公—私组织结构而非单一角色的新规则逐步形成。比如政府采购及政府特许经营的活动中，政府既充当合同关系（政府采购合同、政府特许经营合同）的当事人，与供应商或特许经营者讨价还价，争取最有利于社会公益的结果；又担任市场主体的监管者，在市场准入、质量标准、服务价格等方面约束经营者的行为。而参与公共事务的经营者既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人”，同时又肩负对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由此，政府采购及政府特许经营的相关规范也就呈现出两面性：一方面广泛赋予政府部门组织公共服务供给的权力，并允许其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公共职能。在此，公法固有的限权观已经转变并融合进私法的因素。另一方面非政府部门获准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过程，因其担负公共任务而受到公益原则的约束，因而面临来自政府部门、社会公众的监督与问责。由此，私法固有的自治观念也有所变化并开始渗透公法的因素。 四、经济法非强制性干预存在的问题与完善 （一）存在的问题 第一，权义观念淡化权利与义务是法律的基本范畴，但在经济法某些类型的非强制性干预中，权义观念明显淡化甚至缺失。如民主协商，在《反垄断法》上表现为一种执法者与经营者经由商谈达成和解的方式，而商谈者各自享有的权利或承担的义务是什么并不清楚，导致商谈过于随意；经济计划，目前在我国还只是公共政策意义上的概念，计划是否制定以及遵循什么程序制定并不受法律限制；行政给付，无论是社会保障供给还是公共设施建造、公用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