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研究的实证主义和有关问题.docVIP

　　经济史研究的实证主义和有关问题 19世纪西方的实证主义，按照孔德(A Conte)的理论，是把原来视为 艺术 的史学比同于自然 科学 ，先确定史实，再找出规律 。于是史学家热情发掘史料，考据和重订史实，成绩斐然；而寻找规律则迟无成就。其中有 语言 学和 法学 两种考证方法，颇具功效。1859年达尔文的进化论问世，史学进一步向自然科学靠拢，进化论方法进入实证主义，麦特兰(F.atiland)史学名重一对。 这里我想提一下，语言学的考据法实即中国的训诂学，惟音义外并重句之构造。傅斯年留德归国创历史语言研究所；陈寅恪治史，通十数种古今语言，30年代史学家皆重训诂。今青年学者对此似有忽略。其实不仅古史，治近代史亦有语言问题，如“ 民主 ”一词，在五四前后、解放前后含义有异。当代西方史家，如美国海登·怀特(Hyder .Foucault)从语言结构、话语情态上重建语言考证学，可资注意。 20世纪初的第一次批判实证主义高潮，主要是新康德主义的许多学者，可以克罗齐(B。Croce)为代表，又柯林伍德(R.G. Collingative)两种价值判断。作实证判断时，应将所论事物或行为放在它产生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来考虑，不可用今天的标准妄议古人。作规范判断时，则可用今天的历史知识和价值观为准，指出当时人的历史局限性。但要有足够的谦虚，因为我们的知识有限，下一代人也会指出我们判断的历史局限性。 30年代第二次对实证主义的冲击来自历史认识论的相对主义，可以卡尔(E.G. Carr)和贝克尔(C.L. Becker)为代表。卡尔提出，过去的事物经纬万端，历史事实只是根据史学家的要求选择出来的部分，总不免主观的判断。贝克尔更认为，“历史便是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只存在于人们头脑中。史学家在“创造”历史之前，“历史事实对任何历史学家而言都是不存在的”。加以史料总是挂一漏万，语言文字的表达能力有限，实证主义者要求“如实的说明历史”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再如海德格尔(M. HEidegger )的“前判断”说，伽达默尔(H.G.Gadarner)的“成见”说，认为史学家总是根据他已有的 民族 文化 和习惯心态来选择、解释历史事实，不得称为实证。 对此，我以为应当承认历史认识有相对性，老实证主义者阿克顿(J Acton )所企望的那种“极终的历史”是不可能的。我常说，历史研究就是研究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楚的过去的实践，如果已认识清楚就不要去研究了。但历史上总有认识不清楚的东西，己认识清楚的随着知识积累和时代 要求又会变得不清楚，需要没完没了地再认识。贝克尔把历史研究比作现在与过去之间“无止境的问答”，伽达默尔说是史实与我们见解之间一次又一次的“游戏”。说得不错，但应补充，每次问答或游戏，都应是历史认识的一个进步。此外，历史认识的缺陷，往往是因为考察的片面性，或过去线性因果关系造成思维的简单化；50年代以来法国年鉴学派提倡的整体史观(holistic perseptive)和结构主义研究方法，对此大有禅益。 对实证主义的第三次攻击来自美国的 逻辑 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原是维也纳学派的 哲学 思想，它是以经验为根据，以逻辑为工具，进行推埋，用概率论来修正结论。这个学派传入美国后，与美国原有的实用主义结合，产生一种模式法的“科学 哲学”，并首先用于历史 学，以波普尔和亨普尔为代表。波普尔(K.R. Poppor)以为历史学和自然 科学同属经验科学，但科学之成为科学不在于它能找到多少例证，而在于合乎逻辑理性。他根本否定了考据学最常用的归纳法，并认为资料不能产生理论 ，资料比理论“更不可靠”，转而从推理出发，研究 逻辑的“覆盖率模式”(covering laodel)。亨普尔(C.G. Hempel)完成了这种三段论的模式，却首先要有一个或几个普遍的规律 ，其次是具备一组事情发生的初始条件。最后推理得出描述或解释，只有这样得出的描述和解释才是科学的历史。这就把实证主义完全撂到一边。 我个人一向是反对用模式法研究一般历史的，并不赞成一切决定论、预期论的方法 。逻辑实证主义，首先是普遍规律问题 。亨普尔也承认他提不出历史本身的普通规律，而是借用经济 学、社会 学、 心理 学 等已有的规律。一个时代 经济的运行、社会的结构确实会形成某种模式，但那是历史的结果，不能说历史是按某种模式安排的；其次。所谓初始条件，除非是单称命题。是不可能齐备的。即便大体齐备，也只能如索洛(R.M.Soloe)所指出。这实际是一组事件出现后。随之出现另一组事件，人们就把前者作为因，后者作为果。在启蒙运动和科学兴起时代，人们比照科学理论，用理性来解释因与果，形成线性因果关系，支配着整个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逻辑实证主义兴起，按三段论法用逻辑推导因与果，完全排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