绑架罪中“情节较轻”的辩证分析——基于对《刑法修正案（七）》第六条的思考.docVIP

　　绑架罪中“情节较轻”的辩证分析——基于对《刑法修正案（七）》第六条的思考 关键词: 绑架罪；情节较轻；停止形态；人质；刑法修正案（七） 内容提要: 《刑法修正案（七）》第六条增加了绑架罪“情节较轻”的情况，并增设了较低的法定刑。在司法实践中，行为人主动释放人质是认定“情节较轻”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此外，还要综合考虑影响绑架罪整体社会危害性的其他各种因素。因此，行为人主动释放了人质并不一定都要认定为“情节较轻”，行为人没有主动释放人质也不意味着不能认定为“情节较轻”。绑架罪的停止形态与“情节较轻”属于不同阶段的司法判断，基于刑法中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的考虑，绑架罪的停止形态不能被认定为“情节较轻”，而只能适用刑法总则有关从宽处罚的规定。 2009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七）》。该修正案第6条修改了绑架罪的最低法定刑，将最低法定刑从十年有期徒刑降到了五年有期徒刑，即“情节较轻”的绑架罪，可以判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修改绑架罪最低法定刑的理由，按照《刑法修正案（七）》的草案说明，是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刑法对该罪设定的刑罚层次偏少，不能完全适应处理这类情况复杂的案件的需要，而且，对绑架他人后主动放人的，应当从轻处罚。因此，考虑到实际发生的这类案件的具体情况比较复杂，在刑罚设置上适当增加档次，有利于按照罪刑相适应的原则惩治犯罪。但草案说明的表述可能会误导司法人员，使得司法人员走向两个极端，即可能导致将所有的“主动释放人质”的绑架案都认定为“情节较轻”，或者只将“主动释放人质”认定为“情节较轻”，而排除了其他可以认定为“情节较轻”的情况。同时，绑架罪的停止形态与“情节较轻”之间也没有存在必然的联系，两者分属不同阶段的司法判断，不能混淆。 一、增设绑架罪的法定刑档次符合国际立法例 《刑法修正案（七）》修改了绑架罪的最低法定刑，增加了一个“情节较轻”的法定刑幅度，即情节较轻的，可以判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其刑罚略重于普通抢劫罪的法定刑，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也与国际上很多国家和地区刑法的规定相一致。德国、日本、俄罗斯以及我国 台湾 地区的刑法在有关绑架罪最低法定刑的设置上，均充分考虑了现实生活中绑架案件的复杂性，设置了多个法定刑幅度，普遍将普通绑架罪的最低法定刑设置在十年以下有期自由刑，并都规定了如果行为人主动释放人质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例如，德国刑法第239条a规定，“勒索性掳人的犯罪处不低于五年自由刑”，第239条b规定，“扣押人质的，处不低于五年自由刑，”其中，第239条a第4款还明确规定：“法院可以根据第49条第1款轻处刑罚，如果行为人放弃其企图达到的效果使被害人返回到他的生活圈中。虽然该结果的出现与行为人的所为无关，但是，以行为人为达到该结果所进行的认真的努力为已足。[1]《日本刑法典》第225条之二规定是“关于勒索赎金目的的略取罪的规定，其法定刑为无期或者三年以上惩役。”第228条规定，“犯掳人勒赎罪，在提起公诉前，将被略取或者被诱拐的人解放至安全场所的，减轻刑罚。”[2]《俄罗斯刑法典》第126条规定：“绑架他人的，处四年以上八年以下的剥夺自由”，在第126条的附注中还明确规定：“主动释放被绑架人的，如果在其行为中没有其他的犯罪构成，可以免除其刑事责任。”[3]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第347条第1项规定，“意图勒赎而掳人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2000年1月，台湾立法机构在修正刑法的时候，鉴于普通掳人勒赎罪的最低刑罚偏高，便在台湾刑法第347条增加了一项（台湾刑法中的“项”相当于大陆刑法中的“款”――笔者注）作为该条第5项，明确规定：犯第一项之罪，未经取赎而释放被害人者，减轻其刑；取赎后而释放被害人者，得减轻其刑。其修正的理由是，因为掳人勒赎系属一种非常恶劣的罪行，本应从重量刑，但为顾及被害人的人身安全，同时也希望犯罪人能心存慈悲，有所悔悟，而主动释放被害人，免生“撕票”的悲剧，以保护被害人的人身安全，故而只要掳人勒赎后，不论是否取赎，如果释放被害人，均得减轻其刑，至于已经取赎之刑度如何减轻，则归由法官去裁量。[4] 可以看出，各个国家（地区）刑法在对普通绑架罪的法定刑配置，最低刑罚幅度都没有超过十年有期自由刑，而且都将主动释放人质规定为“情节较轻”，处于更轻的刑罚，以此来排除或者降低被绑架人（人质）遭灭口的风险。 二、 绑架罪中“情节较轻”认定应考虑的因素 《刑法修正案（七）》在对绑架罪处以较轻刑罚的理由设置上，不像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刑法明确规定要求行为人要主动释放人质，而是采取一种具有类型性、抽象性和综合性的规定——“情节较轻”，那么，修正后刑法第239条所规定的“情节较轻”应该如何解释和判断？在《刑法修正案（七）》通过之后，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