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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翻译“忠实”与“创造”的融合 　　摘 要： 古今中外译论均强调翻译的“忠实”，但“创造”是“忠实”的另一体现。文学翻译中的创造不是绝对自由的创造，而是在从属状态下、受到限定的创造。文章用翔实的例子说明译者既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又要时刻牢记翻译的“忠实”，实现“忠实”与“创造”的有机融合。 　　关键词： 文学翻译 忠实 创造 　　古今中外的翻译理论均强调翻译的忠实，忠实意即准确地传达出原著的精神风貌。但由于作者和译者所处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不同，加之不同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审美情趣等因素的制约，译者不可能实现译文与原文完全对等。“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译者在解读原文，进行翻译时不可避免地加入自己的理解，进行再创造。如何在文学翻译中把握“忠实”与“创造”的尺度，实现两者的有机融合，是译者普遍感到困扰的问题。 　　一、中国翻译家关于“忠实”与“创造”的译论综述 　　在中国，“忠实”是翻译的基本标准，但“创造”是“忠实”的另一种体现。唐玄奘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提出“既须求真，又须喻俗”，指的是既要忠于原文，又要通俗易懂。近代译学之父严复提出了信、达、雅，信即忠实为第一要义，同时要通顺畅达，完美地表达原文的写作风格。鲁迅的“忠实、通顺”，即“易解”及“保持原作的丰姿”，且“宁信勿顺”。许渊冲提出了译诗的本体论：“三美论”（意美、音美、形美），最重意美，神似胜于形似;译诗的方法论：“三化论”（深化、等化、浅化），主张通过意译来努力达到神似的境界;译诗的目的论：“三之论”（知之、好之、乐之），指出译诗的最高境界是使人愉快。林语堂阐述了翻译的三条标准：忠实、通顺和美，他赞同“翻译即创作”，认为翻译文学作品的人，“须把翻译自身事业也当作一种艺术”。郭沫若指出文学翻译“与创作无以异”，“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超过创作”。傅雷和钱钟书以“神似”和“化境”著称，傅雷认为，“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钱钟书的“化境”（Sublimation），是指原作在译文中就像“投胎转世”，躯体换了一个，但精魄依然故我，把作品从原文转换成译文，既不露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读起来不像译本，即“化境”。因此，他赞同西方所谓“翻译者即反叛者”（“Trandutttore traditore”――“Translator，trator”）的说法，认为好的译文应该在艺术上胜过原文。朱生豪以“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为宗旨。谢天振在译介学中提到“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这一概念出自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的《文学社会学》一书。埃斯卡皮指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指语言）;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1]这里的创造性即在原作基础上，注入新元素，以配合时代发展及读者所需。 　　二、西方?P于“忠实”与“创造”的译论综述 　　西方译论的原则和标准大多围绕一个“信”字，但也肯定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圣经?旧约》，又称《七十子希腊文本》，是西方古代第一部重要的译作。这个译本因做到了“十分准确”，所以被神父们和犹太首领要求必须“保持其原状”。此处的“十分准确”，即“信”，可以看作是历史上的第一个翻译标准。1790年，西方翻译的文艺学派英国学者泰特勒在《论翻译的原则》一书中指出，优秀的译作必须使读者领略原作的优点，并得到“同样强烈的感受”。德莱顿认为逐字翻译是“戴着脚镣在绳索上跳舞”;贺拉斯提倡“忠实原作的译者不适合逐字死译”。西方四大权威神学家之一哲罗姆曾指出，“翻译既然是一种创造，译者就完全可以具有自己的风格特征”。另外，西方的各种理论，如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诺德的功能加忠诚理论等虽然名称不同，但它们的核心思想都是信即“忠实”，“忠实”指的是意义上的忠实，即“神似”。20世纪60年代的解构主义超越语言的局限，从政治、权力等视角探究翻译问题，突出译者的中心地位。提出翻译的目的，不是“求同”，而是“存异”。20世纪80年代，翻译理论出现“文化转向”，文化学派把翻译看做“重写”，重写就是“操纵”。探讨翻译与意识形态、诗学等的关系，提出“翻译实际上是文化融合”。译者阅读、理解一种文化语境中的原作品，然后在另外一种不同的文化语境中阐述和再现。这一过程使翻译行为从语言学层面的“忠实”转向跨文化交际，关注不同文化的碰撞和交流。阐释学代表人物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从哲学和阐释学的角度阐述翻译思想，海德格尔倡导在翻译中以本意在先、审视词语的源流、重视被遮蔽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