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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气污染问题的演变及其教训 　　[摘要]本文聚焦于日本的固定污染发生源引起的大气污染问题，对其治理举措进行了历史性考察。明治时期以后，随着近代工业化的急速进展，日本四大矿山的“烟害”、煤尘和煤烟问题出现，随后又转化为“工厂公害”、“化学公害”和“城市公害”。在二战之后高度经济成长期，伴随着石油的大量燃烧，硫氧化物污染问题日益严重。为限制硫氧化物污染，日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诸如“原料和燃料低硫化”、“排烟时脱硫”、“促进能源节约和向污染低的产业结构转型”，等等，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在治理大气污染的过程中，日本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日本　高度经济成长期　大气污染　固定污染发生源　硫氧化物 　　[中图分类号]K3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6－0105－10 　　 　　一、始于二战之前的日本大气污染――四大矿山的“烟害”和煤尘、煤烟问题 　　 　　20世纪60年代初，在日本出版的国语辞典里还没有收入“公害”一词。由此可见，在当时的日本，“公害”一词还几乎不为一般人所知。但是，此后不久，“公害”很快就成为全国上下几乎无人不晓的名词。 　　但是，公害问题的发生并非开始于60年代。进人明治时期以后，随着近代工业化的急速推进。日本发生了许多公害问题。这些问题急剧恶化，使日本国民饱受其害，在环境史上留下了苦涩的一页。二战之前的足尾、别子、日立和小坂这四大矿山，在其开发之初，便出现了严重的矿毒和烟害问题，即当时已广为人知的“损害公众利益的危害”。这些公害问题(当时被称为“矿害”)，虽然日趋激化、波及范围广、危害程度深，但因明治政府对矿山业实施保护政策而没有受到及时重视。相反，却把饱受公害之苦的农民掀起的抗议矿毒和烟害运动视为“对国家的背叛乃至敌对”行为，并进行残酷的政治打压。明治时期四大矿山的公害问题，可以说是在国家推动近代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历史性悲剧的象征。 　　在此后的大正时期和昭和初期，日本迎来了近代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历史性转折点”。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所谓“战争景气”，制造业中重化学工业的比例迅速提高(为了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同类现象相区别，可称之为“第一次重化学工业化”)。同时，日本也开始由“农业社会”向“城市化社会”转型(为了与二战后的同类转型相区别，可称之为“第一次城市化”)。在这样的时代变化背景下，明治时期矿山业中发生的矿毒和烟害问题逐渐转化为制造业中产生的“工厂公害”问题。而这一时期，在日本化工业独立发展的背景下，产生了被称作“化学公害”的问题，这就揭开了战后日本化工业相继发生重大公害污染事件的序幕。 　　该时期日本公害问题的主要特征是“城市公害”的发生，特别是当时被煤烟污染问题所困扰的大阪甚至被称为“烟之都”，市区里煤尘大量降落，造成了严重的大气污染，受害状况极其严重。据大阪市立卫生试验所的调查，从1912年到1913年，大阪旧城区一年降落的煤尘量约为每平方英里452吨，1924年到1925年上升为约493吨，仅仅十余年的时间就增加了大约41吨。其降落的煤尘量，虽不及当时世界闻名的钢铁城市匹兹堡，却远胜于被剧烈的烟雾问题所困扰的伦敦。煤尘的大量降落致使城市居民到了夏季也不能开窗，贫民阶层生活环境更为恶劣，身体健康受到了严重损害。 　　面对如此严重的煤烟危害，开始出现要求解决问题的呼声。1925年，“大阪城市协会”建立，以此为基础于1927年成立了“煤烟防止调查委员会”。以大阪府和大阪市的行政当局和工厂主、卫生与燃料部门的专家为中心的、官民一体的防止煤烟排放的运动开始了。不过，受害最深的居民们并未参与到这一运动中。因此，该运动变成了仅仅关注燃烧方法改良的运动，并逐渐呈现出萎缩的态势，在向战时经济快速过渡的过程中，最终改变了性质成为“产业合理化运动”的一环。需要说明的是。“炯之都”大阪的情况仅仅是战前日本城市大气污染问题的一个缩影，在首都圈的东京、横滨和川崎等也同样出现了严重的煤尘和煤烟问题。 　　二战失败使日本的采矿业陷入停顿，煤尘和煤烟问题一度得到缓和。但战后复兴期的到来又使其死灰复燃。例如，山口县宇部市的市议会在1949年审议了该市因燃烧劣质煤而造成的煤尘问题。据检测，从1950年到1951年，宇部市每个月的平均煤尘降落量为每平方公里55.86吨。当地的报纸报道说：“宇部煤尘世界第一”。为了治理严重的煤尘，宇部市于1951年在全国率先成立了由企业、行政、学术等各界有识之士和市民组成的“宇部市煤尘对策委员会”，这就是所谓的“宇部模式”的母体。在“中原妇人会”的努力下，户烟市(现北九州市的户烟区)议会在1950年讨论了由日本发电(此后改为九州电力)中原发电所造成的煤尘问题，迫使该发电所装设集尘机。此外，在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