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从秦始皇到汉武帝时期的制度变迁与制度思想.docVIP

　　论从秦始皇到汉武帝时期的制度变迁与制度思想 关键词：秦始皇 汉武帝 制度变迁 制度思想 　　笔者曾经提出：“所谓转型期是指一个 社会 的 政治 、 经济 等制度发生变迁的过程，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的过程，其中制度创新扮演着重要的承前启后的角色它所留下的便是制度变迁与创新的路径或轨迹 。”（《论商鞅变法与制度创新 》，《财经 研究 》 1999年）而秦至西汉初期正是 中国 古代社会的一大转型期。本文试图就这一段 历史 转形时期之制度变迁及其制度思想作一番整合性讨论。先交代一下：限于篇幅，对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制度等的讨论暂且省略（详见本文“政经篇”），而重点讨论意识形态制度化的 问题 。或许这将有助于我们认识秦之“不二世而亡”乃制度缺失所致，而西汉之“长治久安”在于其“文治武功”；其中“文治”尤为值得玩味。此外，程式化的“制文”非笔者之所长，非不为也，乃不能也；故有顾此失彼之感也就势所难免了，“其所由来者渐矣。”（《易·文言》）再补充一点，文化观念和思想学说等乃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为了行文方便，本文未将此类概念细而分之，而是统而论之。此举虽有概念混淆之嫌，等而下之，却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祈望诸君能“以君子之腹度小人之心”，可乎？ 　　李白诗云；“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秦王扫六合》）在秦兼并列国，“天下大定”之后，“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所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曰‘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制曰：‘可’。”……“制曰：‘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已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史记·秦始皇本纪》董仲舒则说：“惟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春秋繁露·为人者天》）还说：“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塑，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从集“三皇五帝”于一身的始皇帝到“受命于天”的汉武帝，“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内，所共尊者一人耳。”（《白虎通·号》）“天人合一”，“君权神授”；具有中国特色的君主便“名正言顺”地“君临天下”而登上了历史舞台。以前曾有人将秦“不二世而亡”，“秦二世即亡，不及都周”归咎于秦行暴政而“仁义不施”（贾谊：《过秦论》）。为了拨乱反正，陆贾提出：“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腹巢破卵之患；以赵高、李斯为杖，故有倾扑缺覆之祸。”（《新语·辅政》）并对刘邦进言道：“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君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史记·郦生陆贾列传》）然而，如何才能“文武并用”，而施“长久之术”呢？ 　　众所周知，秦平定天下伊始，在文化制度设置方面，有两大举措为后人所称道或诟病。其一是“书同文，行同伦”。或谓此举乃是中国文化史之伟业，是法家之功绩。然而，就其思想渊源而深究之，可谓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于此，陈寅恪先生评曰：“儒者在古代本为典章学术所寄托之专家。李斯受荀卿之学，佐成秦治。秦之法制实儒家一派学说之所附系。《中庸》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即太史公所谓“至始皇帝乃能并冠带之伦”之伦）为儒家理想之制度，而于秦始皇之身而得以实现之也。……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动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故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 影响 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 法律 公私生活之方面。”（为冯友兰著《中国 哲学 史》的“审查报告三”）“儒家理想之制度”附魂于法家君臣“之身而得以实现”，可谓通幽探微之论。余英时先生认为是儒家借法家之“尸”而“还魂”的。（参见《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其二，李斯进言：“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史记·秦始皇本纪》）于是便有了“焚书坑儒”之壮举：“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已惩后。”（同上）此举将儒生“坑”成自己的掘墓人，“坑灰未冷山东乱”（晚唐人章碣诗）。对此，前人多有评说；故不赘述。可见，儒、法通融乃事业有成，两家相斗则两败俱伤；这几乎成了中国制度变迁史上的一条通则。 　　汉初，黄老学派的无为而治之术盛行，而儒生叔孙通虽为高祖“尊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