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齐克、罗尔斯、布迪厄的三人祭.docVIP

诺齐克、罗尔斯、布迪厄三人祭 随着转轨的完成，未来人们将面临一个产权明晰的常规市场 经济 。由于持有链条延长，“矫正”难度加大，/正义的重要性将会凸显。然而如果当初缺乏获得的正义、转让的正义、矫正的正义之约束，一旦“不准知之幕”被捅破，持有的正义性受到怀疑，无知之幕下的分配正义将更难运作：转轨中没有“诺齐克”，转轨后就难有“罗尔斯”！ 2002年11月24日，哈佛大学教授罗尔斯以81岁高龄去世。算起来他是去年辞世的第三位西方重量级思想家。去年年初诺齐克与布迪厄这两位一“右”一“左”的大师在大西洋两岸同一天先后故去时，就想写一篇比较他二人的文章，结果因事而有始无终。如今诺齐克与之论战的主要对手罗尔斯也与他们相聚天国了。当他们在那里俯瞰尘寰时，对以往的争论不知有何感想？ 此“新自”非彼“新自” 应该说，三人中布迪厄最“左”，但看看1970年代他对波兰事件的态度，就可以知道他的“左”和我们这里的“左”其实大不一样。在当年面对“布拉格之春”的时候，他们其实是站在一条线上的。只是到2000年面对“布拉格之秋”时，诺齐克与布迪厄的立场便势同冰炭了。然而，没有当年的“布拉格之春”，能有后来的“布拉格之秋”吗？要知道在2000年9月的布拉格街头“反全球化”示威中最活跃的捷克托派，在“布拉格之春”前的体制下曾被称为“托匪”，那时他们连活下来的权利都没有，遑论示威了！ “布拉格之秋”是欧洲后冷战 时代 “反对新自由主义”运动的一波。布迪厄则是这个运动的教父之一，也是用“新自由主义”的帽子抨击“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倡导者之一。而罗尔斯在美国长期以来却被视为“新自由主义”的最大 理论 家。当然，此“新自”非彼“新自”，在当时的美国，“新自由主义”是指罗斯福新政以来强调 社会 福利、保护弱者的自由主义，以区别于罗斯福以前主张充分自由竞争的古典自由主义。换言之，那时的新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左派”，而世纪末布迪厄抨击的新自由主义却是“自由主义右派”。也就是说，罗尔斯的论战对手诺齐克才是这个意义上的“新自由主义”者。 但无论此“新自”还是彼“新自”都是自由主义，正如无论自由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都是一种 现代 公民社会理论一样。西方 历史 上曾有很长一个时期，经济上的国家干预、国家统制既不是自由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而魁奈、亚当斯密这样的自由放任论者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者，但在马克思这样的左派思想家看来他们也要比柯尔贝、李斯特式的国家干预论者“进步”得多。19世纪欧洲的“福利国家”倡导者如英国的迪斯累利、德国的俾斯麦都是保守派政客和贵族代言人，不仅自由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都反对，而且从自由主义之右翼如伯克到社会主义之左翼如马克思都厌恶这种反民主的“封建社会主义”或“托利党社会主义”。直到20世纪初的俄国社会主义者，仍然认为自由民主而不搞什么社会福利的美国要比不那么民主的“福利国家”德国强得多，因此把争取“美国式道路”、反对“普鲁士道路”作为纲领。 国家干预何以成为左派主张 后来国家干预成为左派－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主张，那本是以宪政民主政体的完善为前提的，这就是20世纪初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格尔利茨纲领与英国工党的“麦克唐纳社会主义”。而美国19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则是自由主义者转向国家干预的典型。罗斯福所在的民主党，19世纪时长期以反对贸易保护、主张严格限制联邦权力而出名，那时它比其对手更倾向于“自由放任”。而到罗斯福以后这一切倒了过来：民主党－自由主义更多地与凯恩斯式的国家调节政策相联系了。不言而喻，它同样以民主国家为前提。我们可以把布迪厄与罗尔斯分别视为这两种反对自由放任的思潮之代表。尽管学理上的罗尔斯思想不完全等于 政治 上的罗斯福新政，而布迪厄更是既非社会党人亦非所谓“新马”的“另类左派”，他在阿尔及利亚以文化 研究 出道，后来也从知识社会学和进入，主要以文化多元主义反对市场价值观的文化霸权的立场来展开他的社会批判。但是从他当年积极支持波兰团结工会的活动可知，他也决不是除了“新自由主义”什么都可以接受的。 而与这两者相对的，则是古典自由主义（在美国与罗斯福的“新自”相比常被贬称为保守主义，在欧洲与福利国家传统相比则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立场。它在冷战后以世界性的私有化与自由贸易全球化的理论支柱而风靡各国，形成强大浪潮，但同时也受到西方知识界社会批判传统的指斥。诺齐克就是这种古典自由立场的代表。尽管正如罗尔斯不等于罗斯福，诺齐克也不等于里根、撒切尔，他从早年左派经历中继承的伦理自由主张更与保守主义相扌干格，但诺齐克的政治 哲学 的确为经济上的自由竞争提供了有力的伦理论证，对福利国家则构成了有力的挑战。 但是，正如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之转向国家干预都以民主国家为前提一样，诺齐克首先也是政治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