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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 【内容提要】本文讨论15-20世纪 中国 经济 发展中 金融 制度和商业组织的角色。文章认为，金融制度的缺陷妨碍了20世纪中国经济的发展，其根源可追溯至明代食盐贸易的 历史 。明代食盐贸易包含了商业票据的投机要素，这些商业票据以一种被称为“盐引”的 国债 为基础。17世纪初“盐引”的废除，意味着向取代金融 市场 的皇帝荫庇制度的决定性转变，新的做法被称为“官督商办”。至19世纪的最后10年，公司法经通商口岸被引进中国，商业票据市场才再次缓慢出现。股份资本的要求有助于 融资 市场的重新出现，这一市场所要求的规则，在荫庇制下的贸易中不可能出现。论文联盟www.LWLM.com编辑。 【关 键 词】盐法/资本/公司法/股份/ 合同 /官督商办 在本文讨论开始时，应该先说明我对“ 资本主义 ”这个名词的认识。我的出发点是古典 经济学 关于“资本”本质的理论。在古典经济学中，财富来自三个方面，即资本、土地和劳动力。资本不同于劳动力，因为它可以积累，也不同于土地，因为它可以流动。因为观念上有明确的分别，古典经济学把价格列为利息、地租和工资的总和。马克思的学说，基于古典经济学。尽管马克思在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把资本和土地连贯到劳动力，但马克思的经济学并未超出古典经济学的范畴。我们甚至可以说，整部《资本论》都在讨论资本流通的过程，说明只有在资本流通的过程中，资本家才控制了劳动力。在讨论资本主义萌芽时，不得不同时讨论资本的流通。（注：关于作为《资本论》背景的这一古典经济学解释，参见Louis Dumont,from Mandeville to Marx,the Genesis and Triumph of Economic Ideolog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7.） 但是，古典经济学家并没有说明资本为什么可以流通。从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来说，资本是在以贸易为主体的交换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而因为贸易伴随着劳动分工而产生，所以是自然法则的一部分。顺着这一思路，从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出发考察历史，就会以为，除非遇到人为的阻滞，贸易一定会自然地增长， 工业 也必定随之而来。这一论点在本世纪初遭到韦伯(Max Weber)和朴兰易(Karl Ploanyi)的挑战，与古典经济学家的假说相反，他们认为，不均等的优势(unequal advantages)并不自然地导致贸易产生，因为贸易只有在适当的制度出现以后，才能进行。他们所讲的制度就是结算信用(settlement of obligations)的办法，例如货币（特别是纸币）、 会计 、 法律 ，以及马克思自己也注意到的 银行 。在历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笔下，我们看到了历史上这些使商业得以发展的制度产生的大致情形。（注：Max Weber,Economy and Society,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Karl 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Boston:Beacon Press,1957;Fernand Braudel,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transl.by Sian Reynolds,London:Collins,1981.） 这些商业制度也溢注到政府和社群之中。如果这些可以导致资本流通的制度被描述为带有资本性(capitalist)的话，那么，也有理由用同样的词语来描述接受了这些制度的 社会 。若将资本主义(capitalism)视为一种理想范式(ideal)，那么资本主义社会就是接受这一范式的社会，带有资本性的制度就是使这一理想范式成为可能的制度。这不是说，社会必然受什么统一的规律所支配——实际上，有哪个社会只是受到一个标准支配的？事实上，韦伯 社会学 的基本点就在于，社会制度并不总是相得益彰的，而正是在社会制度发生冲突之时，结构才开始变化。 中国并不需要向西方学习有关贸易的价值。当19世纪上半期西方前来敲击大门之时，留心国计的中国官员都充分认识到贸易为“互通有无”所必需。商人活动活跃，钱币通常都被放贷生息，中国文献也常常表达“利从本出”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是农本思想，即使如此，19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的经济思想中，正很快地发现市场的重要性。这一发现的后果之一，就是最终导致了引发鸦片战争的重银主义(bullonism)的信念。（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