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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转型期政府作用与社会分配 　　 　　上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促成了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 理论 和政策的产生。从此，政府活动与作用的广度和深度都在日益扩大。在 现代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对于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如何发挥政府作用，实现效率与公平关系的和谐与互促，将有利于实现社会高效、协调、可持续 发展 ，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政府的作用与经济职能突出表现在其作为社会经济管理者，不仅要建立和维护市场竞争制度，确立市场秩序规则，而且要调节经济运行，保持国民经济总量和结构均衡；不仅要调节市场分配结果，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而且还要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增强本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市场失灵与政府的社会分配作用 　　 　　由于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不完全或不充分，市场不能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导致市场失灵。市场失灵使得政府干预成为必要，社会经济的发展要通过市场 “无形之手”与政府 “有形之手”来推动和促进。 　　市场经济条件下，尽管市场机制对收入分配有效率，但是它所进行的初次分配是不够公平的，并不能满足社会公平分配的目标。帕累托最优状态只解决了经济效率 问题 ，甚至只是生产效率，而没有解决合理分配问题。社会公平分配失灵表现为，在分配领域单纯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不可能实现公正的收入及资源分配。萨缪尔森指出：“价格机制的辩护者和批评者应当认识到，有效率的市场制度可能产生极大的不平等。”市场机制之所以难以实现收入和财富的公平分配，其主要原因是： 　　市场经济运行的目标是追求效率最大化，各经济利益主体考虑的是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在市场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的单纯作用下，如果没有外力来调节与平衡收入分配，社会的贫富差距将会变得十分严重，直至危及社会稳定。 　　自由市场并不自由，它总处于一小撮垄断者的控制和主导之下。在存在垄断的情况下，垄断势力操纵市场，一方面使人难以通过自由竞争取得公平的经济机会；另一方面由于垄断产品价格严重背离价值，从而使部分人可以通过垄断价格获得不合理收入，降低了市场分配的效率和公正性。 　　市场分配的标准是要素的功能，即要素的生产能力。在市场机制中，市场竞争者初始条件差别，即人们一出生在资源禀赋、家庭财产等方面的较大差别，使得市场平等、机会均等始终是一种抽象的平等、形式上的平等，是一种不能充分实现的平等。缺乏基本的健康以及受 教育 条件，使得许多人一开始就处于明显劣势，并将在今后的市场竞争结果累积中处于更加劣势。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性别、种族、教育及经济上的差异客观存在，如果没有经济和教育上的改善，穷人必然会陷入贫穷——低生产力——低收入的恶性循环之中。市场及市场竞争的结果总是服务于财富拥有者，偏向于市场势力的拥有者及其亲属、子女，拥有资本者的财富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以上原因都会造成收入分配差距的过分扩大，长期发展的结果必然是收入的两极分化。因此，政府有必要借助各种经济的、 法律 的、行政的手段对市场分配进行矫正。 　　 　　实现合理社会分配的政府选择 　　 　　政府不仅有校正市场失灵，调节居民收入差距，实现合理社会分配的职责。而且政府在调节居民收入差距，实现合理社会分配上具有明显优势。作为公共权力机构，政府享有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都不能享有的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以及合法的强制力，因而具有超出任何机构和个人力量的调节社会分配的能力。政府在实现合理社会分配方面可采取如下具体措施： 　　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 　　加强政府的制度建设职责 政府应当提供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运行 规律 公正、统一的基本制度与市场规则。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没有公正合理的制度框架和市场规则，市场经济体系的有效运转是不可能实现的。为此，政府必须提供公正、全面的制度安排，这就包括界定和保护产权、公司法、 金融 制度等。 　　当前，政府应当首先加强市场主体的产权制度建设，规范市场主体经济行为的市场制度规则，建立健全公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竞争主体秩序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特别要抓紧完善国有 企业 法人产权制度，使它们在较大程度上成为严格意义的责、权、利相统一的法人主体和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要削弱、消除地方保护主义，严惩各类地方保护和地方割据行为，确保公平合理有序的市场竞争。 　　完善财税体系 　　改进与完善税收体系，增强政府的分配调节功能 我国对居民收入所采取的税收调节手段，主要采用个人所得税的方式。财产税、遗产税还未开征。消费税虽已开征，但征收对象主要是经营者，而不是消费者，因此对个人收入的调节作用十分有限。为有效地调节个人收入，应建立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体、以存款利息税（1999年10月已开征）、遗产税、赠与税、特别消费税等税种为辅的税收调节体系